野夫:可耻的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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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法兰克福书展风波

 一

年年都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今年因为天朝成为主宾国,而顿显妖媚逼人。

六十年来,以倡导“言论出版自由,任何图书皆可参展”为主旨的伟大书展传统,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无礼挑战和非难——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个眼前似乎确实不差钱却缺德的主宾国。

现在,书展终于落幕,储君带队的千人豪华代表团业已班师还朝。原本希望藉此宣扬中华文化的高价出猎,最后赢得的却是东道国朝野的一片喧声。我朝再次让全世界领略了天威,领略了久贫乍富的措大嘴脸。这一足令社科院、出版总署乃至作协的爱国者们得意的文化西征梦,却让我辈炎黄子民再次蒙羞。

看看天朝代表团在热身研讨会上的集体退席,你怎能想象这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这些文化外交官员和主流精英作家那一刻义正词严崛起的屁股,丢的却是大中华的脸——因为他们抗议的不是别人,抗议的竟然是自己的同胞文人——戴晴和贝岭。

十几年前,我曾经组到过戴晴的一篇文章《我的几位父亲》,也是从那时才知道,她的生父继父和养父的奇特身世。这个标准的红色贵族之后,从太子党的摇篮——延安保育院出来的孩子,最终却走上了“弑父”般的叛逆之路。也因此在二十年前走向广场,乃至最后为其父辈的宗人府所圈禁。

即便如此,她至少还是党报的退休人员,还是合法活跃在帝京的作家。罗网森严的真理部治下,依旧还未剥夺其写作和出行的权利。这些可笑的官方代表团,在自己的地盘上都没敢抗议她的言论自由,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在其脸上刺金刻上“敌对势力”的标签,又何须跑到人家的地面上去装疯迷窍耍横撒野。

再说贝岭,原本北京的文青,在我看来从来都不算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甚至和海外任何持不同政见的组织都没有干系。只是因为酷爱文学以及文学活动,在美国好不容易化缘主编了一个模仿《今天》的纯文学杂志《倾向》。该刊从来都不是一个敌视独裁的政论阵地,顶多有一点自由和右倾风格而已。

九年前,这位爷还是可以自由出入祖国的游子。因为海外印刷价格高昂,突发奇想要把该刊拿到大陆来印制。也因此找我帮他介绍个印厂,幸好我介绍的那个厂没敢接,我得以躲过一劫。另外一家刚刚印出,警方立刻拘捕了他们哥俩。好在他多年交游的几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联名致函江大帅,才把他保释并驱逐出境,且从此不许还乡。就这样,好端端的一个文学青年,被祖国活生生地逼成了一个“异议分子”。而且牵连其弟弟很久不许出京,最后其弟只好对警方说——再不许我出京谋生,我就去广场上焚烧克林顿的画像,以表示我坚决反对美国——这样的表决祖国当然也不愿发生,于是禁令才撤销。

《倾向》因为没钱早已停刊,贝岭自己也流落到台湾寄人篱下,过着十分窘迫的生活。就在这个世界几乎将要彻底遗忘他的时候,我们天朝代表团再次为他吹响了进军的号角。他的名字终于频频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而乐善好施的德国大学,也终于向他发出了聘书。我们伟光正的党,似乎生怕他放逐的子民难以成名一样,非要将这样一个很文艺的潦倒书生,打造成一个挑战极权的战士。似乎不这样愚蠢,他们每年的国保项目经费,便缺少名义申请似的。

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还不是新闻出版总署和外交官领队的退席反应。因为这些阉竖一般的阁臣,自打天朝知道办外交以来,习惯了要按祖宗成法和老佛爷的脸色办差——凡是西洋民主之邦,皆在内心视为敌国;但凡敌国所喜者,必为祖国所要诛者。也因此但凡临场邂逅不是本朝的拉拉队,则必须避席以抗议。因为天心难测,他们担心还朝后,见责于主子而从此丢了他们的花翎顶戴。

我吃惊的倒是那一队精英学者和作家,也多算是名满天下的人物,他们怎么就能学得那么乖巧懂事,竟然能整体像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一样,看见阿姨起身就尾随——似乎离开了大人就断了奶水一样。虽然公款出国是个便宜事,外事纪律的培训要求大家要见风使舵,该哭该笑都要配合大人的表情。但是作为成年人的基本良知和是非判断,总该稍微显示一点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个性吧。就算对风险后果做一个评估,你没有跟着官爷退席,而是勇敢地面对了那两个同胞,甚至和他们谈笑风生,那又能如何呢?难道害怕领队撕了你的回国机票?顶多不过是下次不带你出来玩儿了,在这个时代,我还深信朝廷不会因此而将之判刑流配。

可悲的是,一国之主流作家御用学者,在全世界面前显摆的却是如此之低眉顺眼,真是妾身堪怜啊。以诸君之才华名望,纵使体制从此不圈养,天地之间难道还放不下一张独立的书桌。老大不小也都算腹笥不空的人,何必这么嗷嗷待哺似的委屈自己的天良。在墙与鸡蛋之间,这些名流再一次卑怯地站在了高墙一边。我不知道夜半扪心之时,他们是否还会略觉汗颜。

书展上还去了一个不属于官方代表团的不速之客——作家徐星。这个早在80年代即以《无主题变奏》成名的文人,原本也可以寄生体制吹拉弹唱。可是他却多年选择了自由生存,并以自主摄制地下纪录片为使命。今年六月那个特殊日子,他独自走上广场静坐默哀,最后被一群穿便衣的群众暴打一顿。当他也出现在法兰克福时,那些曾经的文友竟然不敢和他说话——多么可笑且可悲的世态炎凉啊。

就在我们那些文官们在法兰克福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不存在新闻检查制度,我们创作自由——之时,作家廖亦武却不允许应邀参加这个自由的书展。他的著作只能在海外出版,而他本人则只能在大陆写作——即便拿到护照和签证,国门却依旧紧锁。

同样的作家,不同的际遇,深谙政治正确那些文人,分享着天朝的最后福禄。一个民族的精华文人都退化矮化如此之时,这个世界又怎能尊重这个民族的所谓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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