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对当前“流行”文化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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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未来,当人们在闲聊之中偶尔提及到“社会主义文化”这样的话题时,一定会觉得他们的祖先无法理喻,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救药。当然,刻意去诋毁自己的祖先是不道德的行为,然而,如果他们的祖先将自己弄得如此滑稽、狼狈,那就另当别论了。的确,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在生活中制造一道叫做“谎言”的佳肴,不断地进行咀嚼和自我消化,当作一条快速便捷的通往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途径,将这种敷衍外部的手段当成人类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在自以为瞒天过海的同时完成自我欺骗,谨慎地维持这个以“谎言”为原材料构成的“共和国”的利益,将这些东西当作宇宙间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并且试图将这种荒谬可笑的价值观念一代一代延续下去,直到人类历史走向终点的那一天(除此之外,他们似乎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可能)。

如果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隐喻为一条直线,当历史的轨迹运行到这里的时候却意外地拐了个弯,拐向了一条“据说”是可以直达“人间天堂”的高速公路——倘若在此之前出于各种自然因素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人类社会处于野蛮和愚不可及的状态多少还有点情有可原(一个尚未开化的野蛮人值得人们去同情和怜悯,但绝对不可笑),那么,在此之后,人类却是明知走错了方向但还是要硬着头皮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谨慎的保守着某种脆弱的心理结构的平衡,谁都不愿意主动撕破它,直到与真实历史的距离越差越远,这是人类用其浅薄的现代知识和历史理性(它们或远或近地和“文化”保持着关联,也许本身就是一个构成)妄图去超越历史,故意和历史开的一个玩笑——注定了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后人们嘲笑的对象。

实际上根本不用等到以后,今天,每当人们论及关于“文化”的话题,脸上总会下意识地挂出一副意味深长或者不屑一顾的神态,显得这个话题是如此的不合时宜,当然,官方舆论宣传总是试图将这样的现象推卸给其他外部原因。我认为,至少,这并非单纯的物质主义或者金钱拜物教论泛滥的缘故,将它归罪于后现代主义普遍存在的消费主义恐怕也是推诿责任的一句修辞。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人——哪怕是最为粗鲁肤浅的人,都会对“文化”这样的事物投去表示尊重的一眼,至少不会感到太难堪或者太反胃——原因很简单,单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没有人能够忍受让自己永远停留在野蛮存在状态的低级水平,也没有人愿意被别人当作没有教养和俗不可耐。

在我看来,今天,这个原本理应受到尊重的词汇已经被无聊的政府蹂躏到惨不忍睹的程度,变得面目全非。看看它在我们生活中的困境就一目了然:一方面,它成为党的那些“文化”工作者们明目张胆用来骗取大笔大笔国库经费的借口,成为那些“文化”商人们赚取钱财的工具——以此玩弄那些还在向往精神生活的善良人们;另一方面,它又是党的官僚们阔步挺身官阶或者打击政敌的有力武器——看看那些获得提拔重用的官僚们的学历证明,你就知道在我们这里没有“文化”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与此同时,只有天知道他们真正有多少文化?又有多么重视文化?总之,“文化”承载了太多的冤屈和误会,完全变成了与它实际含义相反的东西,仔细观察我们周围,站在那些党的委员会门前等候兜售“文化”的队伍排得有多长,就知道这个尊贵的字眼在我们这里已经被糟蹋到何等下贱的地步。

与此相悖论的是,当真正的文化在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禁闭室里憋屈久了,想冒出头来喘一口气,后果可想而知,它会立即被视为歪理邪说遭到权力毫不留情地钳制和围剿,自从这个极权国家建立以来,这样的政治运动几乎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从“反右”;到“反自由化”。从“反邪教”;到“反低俗”,鬼才知道明天还将继续想出什么招数来对付它们。在我们这里,只有权力才是绝对真理,如此看来,人们对它有着这样那样奇特的面目表情和复杂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人们在探讨这个话题之余,总是会下意识的将它和某个更高等的符号联系在一起,在它前面冠以一个形而上的漂亮标识,叫做“社会主义文化”,60年以来,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很富成效的做到了这一点。不难理解,这也是这种制度本身的特性所致,意味着与此之前的“旧社会”文化彻底决裂,以及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化分道扬镳,同时突出它不一般的独特和“进步”,以及是否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果实。

由此观之,人们反感的并非“文化”本身,随便举个例子,看看今天青年作家韩寒受欢迎的程度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官方眼里,他的文学作品肯定够不上“社会主义文化”这样的级别的,只是一些不入流的东西,离经叛道),令人索然无味的,是那些隐藏在“文化”的堂皇表象背后,冷漠的、僵化的、教条式的文化专制主义,陈腐的官僚主义,懒惰和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种种陋习,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人类基本判断力和独立精神的掳掠和阉割。当然,这并非官方辞典所主要考虑的(对此它假装视而不见),我在后面将继续讲述这样的现象,以及对一些问题的基本思考。

(二)

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些消息,那些关注全球人权事务的西方社会活动家们与我国的知识份子交流时,时常会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够给你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是不难理解的,在他们眼里,“我们”,是他们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其实,就个体遭遇而言,“我们”根本反映不出其他任何个体存在的境遇,然而,除此之外,他们或许找不到其他更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实际上,每当谈及到这个话题时,“我们”与他们的思考和理解力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让我们设想一下,我国的政府可以在西方的教育研究单位贴上孔子的画像(也许,可能只是花上几百万块纳税人的钱在某家私立幼稚园树一个示范点,正像我家旁边超市进口处那些标有各种企业名字的五颜六色的金属牌匾),而西方的跨国公司可以进驻中国任何一个行政规划区,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人权”问题其实早已远远越过了国界线,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共生的关系,绝非一个简单的一家帮助另外一家的道义问题。

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政府旨在保护那些幼稚园有张贴孔子画像的权利,旨在保护那些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而我国政府考虑的,则仅仅是它自身的利益与它的国际形象(本质上依然是它的利益所在),而不是我们——仰靠它的鼻息和呼吸艰难度日的“次等公民”们是否会因为国企改制而失去工作类似这样的问题。更进一步地,他们的政府和资本家们也程度不同地携同我国政府一道参与到侵犯我国人权的游戏中来,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看来,如此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之下,他们怎么能解决除“我们”之外的其他普通公民的基本问题?如果他们想真正帮助“我们”,首先是否就是需要提醒他们的政府和资本家们注意一下对华政策之类的根本问题?

坦率的讲,并非我对他们的古道心肠持有丝毫不满或者怀疑态度,只是说,在他们那里,究竟会有多少人来真正关心我们这儿(包括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权状况究竟如何,而不是首先考虑到其自身的切身利害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同在我们国家,很少有人去关心隔壁邻居家小夫妻俩吵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又怎么可能让他们对太平洋彼岸某个国家的人们正遭受战乱之苦或者面临某种外来“文化”的潜在侵蚀如此遥远的问题提起兴趣。我认为,仅仅将这些事实简单地归结为中国人的自私、冷漠、功利和不近人情,或者抽象的强调“东方”和“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全球化的影响已经不可能使某个单一的文明体系排除在整个世界之外),是不太符合实际的。同样的道理,和他们一样,我们同样有着自己的根本利益。

通常,一位普通的中国人时常会被这样的生活细节所困扰:警察和党的基层干部于半夜时分破门而入;护照被没收并且没有任何投诉成功的可能;不出示收据的任意罚款;随意克扣他的劳动报酬,甚至要将他的编制从原工作单位清除;房东礼貌的要求他限期搬家;在他家门口的左上方安装监视器;他的私人电脑被要求实名登记;行踪永远要在党的书记或者秘密警察的视线范围之内;电子邮件经常遭到匿名检查;出门三步切记带上“身份证”;一不小心遭到某法律条文的陷害和栽赃。还有,被外来的神秘力量人为操纵的房市、股指、汇率;不安全的食品;被严重污染的空气;枯竭而死的河流。他还有理由不放心:母亲生病住院而他却不得不担心她被误诊;小孩考上一所重点学校名额却被中途掉换;他的薪水永远处于静止而物价永远在涨;他的房子可能在一夜之间冒出一大“窟窿”(原因是有人将离他家地面约30米左右的保安煤层采掘一空),走访一圈之后才知道法官、警察和党的书记都是煤矿的利益相关人,对此,他无能为力。

他心里十分清楚,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其处境始终带有某种不确定性。在人潮人海中,他永远都是被“孤立”的对象,他随时可能遭到其他人的“隔离”,或者,随时受到“特殊照应”(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干一份“打杂”的活,干活之余喜欢翻翻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书页{到今天我才明白被那些“文化”商人们给消遣了一回},这种纯粹的私人事务却鬼使神差地传到了书记的耳朵里,十分自然地,我被“隔离”——永远不要自作主张,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规定你可不可以看书,能看些什么书。“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而“你”却时刻提心吊胆,患得患失)。

在我们这里,你应该明白怎样做才能过上安稳日子,这意味着随时要准备羞辱人和被人羞辱;随时准备恭维别人和在背后说人坏话;随时准备大喊大叫和息事宁人;要懂得装绅士和耍无赖;要懂得充大爷和装孙子;见风使舵;说大话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它们”不是一时一地作用于你,而是伴随你人生道路的延长直到终点。因为,时刻存在的压力携带着衰败的空气伴随呼吸管道一齐倒灌进你的肺腔,只要还存在喘气的机会,它就会自动提醒你注意周围危机四伏——你的下一步极有可能就是陷阱,稍不留神就会掉下去,一掉下去就很难再有翻身之日,你惶惶不可终日——可以想象,由这样一些个个体圈成的地方最终会展现一副怎样的图景?什么样的人类素质将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总之,在一个被掏空了灵魂,打断了脊梁的蛮夷之地想找到脚踏实地做人的根基,他很清楚这种想法既幼稚,又危险,况且也不符合实际,这意味着极有可能触及到他的利益所在:工作、住房、友谊、各种各样的好处,甚至爱情和他的人身自由。

因此,只有真正理解这里的人们所处的总的社会氛围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才会设身处地的了解他们内心的痛苦和真实想法——为什么人们会变得如此自私、冷漠、功利和不近人情?为什么连隔壁邻居家小夫妻吵架这样的小事都不去关心一下?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妨来做一个假设,假设在这样一群冷漠虚空的人流之中,终于还是有人站出来,认为确实需要翻一下身,给生活注入一点意义的成份,于是,他专门抽空写了一封请愿信,信的内容是抗议我国政府针对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文化侵略”(正如我国许多“愤怒的青年”抗议“全盘西化”所做的事情一样),要求我国政府停止输出“国粹”,停止侵犯他国“人权”的行为。在他眼里,或许这是值得去做的,确实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让我们来发挥一下想象吧,看看接下来的一幕会发生什么:首先,他可能要找另外的公民联署用来增加这封信的份量,根据以往的经验,人们十分清楚附署未经政府批准的请愿信(何况是抗议政府的行为),可能会给自己相对“稳定”的工作、生活带来“不稳定”,这个风险是无法预测的,为了不给自己带来麻烦,一般来说,他们会十分客气的将这位当事人送出门;同时,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权衡利弊之后,他们干脆直接将此事报告给当地警察部门(他们未必想要得罪当事人,但是他们更害怕政府和警察);如果这些人中间还有人正在为这样的事情感到苦恼——如何能够与党的书记直接对上话,借此谋取一个更好的工作职位——感谢这位发起人吧,这封请愿信给了他一个相当充分的理由。这是不难猜测到的,我们的当事人通常会受到的冷遇。

假如很幸运地,这一切都没有如期发生,最终,他十分顺利地将这封请愿信投寄出去(当然,也许获得了为数不多的支持者,也可能一个都没有)。顺理成章地,接下来的几天,安全部门的警察会主动找上门,对他进行“依法”传讯,将他带至就近的一家警察机构接受审讯,要求他对这封信的动机和目的作出合理的解释,是否有别的什么人在幕后策划或者受人指使(当然,最好是有海外“民运”份子在背后插手)。在政府眼中,这意味着公开挑战政府权威,是一种敌对行为,是难以被宽恕的。他被告之这样做可能会给境外反华势力可乘之机,严重程度甚至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云云(很难想象,一封小小的请愿信在警察口中竟然比一艘最先进的美式航空母舰威力还要大N倍)。最后,他不得不接受来自政府方面的“依法”处理:

结果1:被所在社区的党组织“监视居住”半个月,同时在“永不再犯”的保证书上签字同意;

结果2:以“扰乱社会治安”的名义劳教两年;

结果3:如果负责此案的警察或检察官们这几天刚好为与情人分手的事情弄得心里不痛快,那么,我们的当事人就更加倒霉了,他可能会因此判处五年监禁,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法律条文(通常没有他答辩的任何机会),同时他与外界的通讯权和探视权被取消。

然而,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警报远远没有被解除,后遗症会纷至沓来,他的名字从此将出现在安全部门的“内控名单”上:他的太太必须随时向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官汇报他的日常饮食起居和思想状态(感谢上帝,如果他们还没有因此离异的话);以前的同事和朋友开始疏远他;被单位辞退,并且没有任何工作机会的可能;子女受教育权受到校方的歧视;经常要接待一些警察和其他陌生人士的来访,不管他是否内心愿意;电话被窃听,并且信号很不稳定,不时中断;每逢政府举行庆典、会议、节日、重大赛事、外事活动,他将提前被限制人身自由,估计有四五个甚至更多的便衣尾随他的出行,诸如此类。一句话,由于受到一个正义冲动的支配,写了一封请愿信的缘故,这个人以后的人生道路将会被彻底改变。从他的头脑中迸发出这样的思想火花并付诸实际行动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已不在他自己的掌握之中了,这就是在我们这里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通常要支付的代价,一个沉重的教训,一个失败人生的范式,标本。因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能够特别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尽量不给政府制造哪怕是一点点小麻烦——它仅仅扮演一个内心极度恐惧的角色。

我并不是说这位当事人的举动没有任何意义(至少,是他内心真实意图的表达),而是说,通常——任何人,每做一件事情之前,都会对他所付出的成本和他得到的回报有一个相应的权衡,显然,这是完全不相称的。可以想象,这封请愿信的影响力是微乎其微的,它不可能对事情有任何改观(安全部门的警察游说那些著名的人权积极份子,这也是其中常用理由之一,通常,他们会说:你们这区区几百来个人,怎么可能改变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不存在公开曝光这个故事的可能性(我们这里不会有哪一家新闻机构、媒体会报道此类敏感事情)。更为重要的是,这封请愿信不会影响到政府的文化官员们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撒更多的钱、树更多的示范点、贴更多的孔子画像,更不可能呈送到胡锦涛先生的办公桌上,在与金正日于长白山下某个地点会面之前瞟上哪怕是最不屑的一眼。据说,现在已经到“G2”的时代了,就是“中美共治”的时代,也就是说,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总统与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的领袖携手玩转整个地球。他怎么可能影响到这位世界级的政治人物称霸全球的“文化战略”的野心?与胡锦涛先生共同分享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事实上,他甚至连一位最基层的乡镇干部的看法都影响不了,他向计划生育“突击”队员提出一个暂时延缓他小孩“社会抚养费”缴纳时间如此卑微的请求试试看,这是“痴人说梦”还是“自取其辱”?真正受影响的只有安全部门警察的日常工作安排。还有,的确有一些人可能会受到影响(在我们地区有一位教师,因为撰写并披露了一起农民反抗当地政府横征暴敛的维权事件,遭到逮捕审判,并且,他的家人工作生活因此受到影响)。

因此,即便有人怀有满腔正义,也敢于承担个人风险,但是由于这种意义感的不幸缺席,也会影响到人们这样去做的积极性。“我这么做,除了被抓起来,还能带来什么?”是的,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国家继续呆下去,同时又不愿意走与这位当事人一样的人生道路,不想被人污蔑为“汉奸”、“卖国贼”,好吧,立刻打消你的念头,退回到那些千人一面的、平庸呆板、毫无生气的人流之中去吧。

即便如此,这位当事人还是没有逃脱出政府精心设计的陷阱,一场无聊的政治游戏(而非文化游戏),仅仅是一个圈套,一个谎言,阴谋,于其中,除了满足它的虚荣心理和欺骗它本国的人民,其余什么也得不到(我们这位可爱的当事人,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还自以为在帮助别国人民,正如我们的一些西方朋友通常自以为在帮助“我们”一样)。

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些基本的常识问题:我国政府难道真有这样的好心肠,致力于给全世界其他地区送去“中国文化”的福音?一支流传了两千年之久的文化派系为什么到今天才被政府突然发现,60年以来都干嘛去了,其中有什么奥秘?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果真有如此雅兴,热衷于中国文化,并籍此改变他们自身的价值观?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由我国政府去做推销员?它甚至连我国政府官员们的头脑都影响不了,又怎么可能去影响那些使用拉丁语、斯拉夫语或者希腊语的人们的头脑?

诡异之处在于,按照我国政府思考问题的方式,在世界各国开设“孔子”学院,输出我国的“价值”观,强加于别国“人民”,这是典型的“干涉内政”行为。试想一下,倘若那些自由国家的人们(甚至不是以政府的名义)来到我们这里,宣扬他们那套自由理念,兴办几所“哈佛”分院或“剑桥”分院试一试,看我国政府会作何感想?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它是否真正能影响世界?正如这位当事人所想像的那样?也许故事的另外一个不太注目的主角会提供答案——围绕这个故事展开之后最终形成的真相和结局——那家幼稚园老师们的困惑——世界上还有如此荒唐的政府,竟然和我们幼稚园里的小孩子一样智力低下,花上几百万块纳税人的钱,就为了在我们学校大门口的院墙上面贴几张老人的画像。可以想像,没有哪一套现代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这种行为,一种畸形、粗糙、变态的暴发户心态,一条将人重新拉回到愚蠢、野蛮状态的道路,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呢?(事实上,这是我国政府惯常的一种行为模式。)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无论是政府推广“中国文化”的野心,还是为了阻止这种“文化”推广发生的公民请愿行为,性质都是与“文化”相关的事件,但是,政府在实际执行和最终效果的实现中,根本不存在半点文化的影子,更不用说有“孔子”思想的影子(不信,你去找几卷有关孔子的典章翻翻,看看孔子的言行里面是否有“依靠谎言维持人类基本生活”类似这样的句子)。种种迹象表明:政府旨在营造一幅“中国文化在全世界流行”的假象。本质上是这种制度的全能主义政治在全世界“文化”领域所做的一次尝试,是国家主义对于“文化”的缜密的、复杂的、机械的又一次操纵和简单模仿,是一场自欺欺人的政治游戏。当然,它决无可能获得真正成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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