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盛:公民有权利不信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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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17日《南方周末》的报道,瓮安县通过机关干部分片包干的方式,走村串户宣讲“6·28事件”真相,宣传覆盖面基本达到100%,有的地方甚至讲过两、三遍。但是,在事情已经过去近20天,贵州多家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之后,一些人仍会问记者,“真相是什么?”

毫无疑问,这一发问会让瓮安县的领导们感到失落,因为疑问的背后仍然充满了对他们所代表的政府的不信任,而这种信任是他们所需要的。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思维中,政府应该努力获取百姓的信任,民意即是天意,百姓的信任度显然已经成为衡量政府合法性的一个标志。

但是,瓮安事件表明这种信任政治在实践中往往流于歧形。首先是那些与民众直接打交道的基层政府事实上并没有获得多数民众的信任。一旦发生事变,大家往往宁愿相信流言而非政府公告,从而导致一起刑事案件也可以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在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今天,我们很难相信这种不信任情绪只是个案现象。再就是政府在重建信任方面缺乏有效手段,有时甚至不得不走入以表面上的信任、和谐取代心灵信任的误区。通过大规模宣讲的方式让群众认识真相本身就是一个笑话,真相并不只掌握在政府手里,许多群众都是事件的见证者,他们或许更有发言权,至少是对部分真相最有发言权。这种宣讲方式的潜在含义就是政府真相在手,群众只是等待被教育、被告知的对象,其思维方式本身就是对群众的轻视,除了激起他们内心的抵触外,不可能由此获得群众的真正信任。其实,政府官员对此或许并非不知,但其执政思维的惯性以及重建信任的难度,使他们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信任政治在此时实际上已经变成一种欺骗政治,官员和百姓对此都心知肚明,直到突发事件来戳穿这层窗户纸。

这种状况不只反映出我们政府在施政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更反映出信任政治在现代公民社会条件下的不适应。传统的信任政治的基础是贤人政治、熟人政治,即在一个不大的政治社会中,成员能够足够地了解执政者从而信任执政者,让一个贤者领导社会事务,让其能够大胆地放手去干。在这种政治体系中,普通成员缺乏对执政者的制度约束,只能寄希望于执政者本身的“贤能”。事实上,这种政治哲学也不鼓励民众对执政者的监督机制,因为信任与监督存在一种天然的逻辑矛盾,信任也就意味着无需监督,而监督的内在逻辑就是对执政者不能信任。所以,在儒家的政治哲学中,特别强调统治者本身的道德修养,因为在监督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如果统治者不具备百姓能够依赖、信任的美德,这种政治体系便会从根本上丧失其效能,并走向恶人政治、无能政治。

不幸的是,即使在古代,这种信任政治也很难有效施行,因为贤人毕竟只是极少数,统治者身而为贤人并且能够长久地作为贤人是极其困难的。在绝对权力的侵蚀下,绝大多数统治者的美德防线(如果有的话)都会崩溃。而那些极少数能够坚守住这道防线的人,则成了后人极难模仿的圣人(如孔子经常提及的周公)。由于没有有效的信任评估与监督机制,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会说自己失去了百姓的信任,更不会自动退位让贤,其结果是一个又一个王朝在极度失望的农民发动的起义中被推翻,古代中国政治也因此陷于暴力政治的恶性循环。

在现代政治中,信任政治更难推行。这是因为:一方面是公民权利意识的空前觉醒,一方面是政府权力越来越大,其政策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言一行,它既是公民权利的最大保障者,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公民利益的最大损害者。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对统治者和政府寄予过多信任是危险的。过多信任的结果只会导致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乏,从而使应然意义上的好人政治变成实然意义上的恶人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有权不信任政府,也应该不信任政府。现代政治的特征只能是不信任,而不能是信任。只有以不信任为政治逻辑起点,整个政治系统中才会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才会有各种大胆的约束与批评,政府也才会在民意面前谨言慎行,不敢松懈。在这种系统中,领导人的德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是坏人在这种体系中也不敢做坏事,只能做好事。

以此观之,瓮安县政府花大力气宣讲真相的做法大可不必。作为一个自信的政府,应该允许公民有不信任的权利、有质疑的权利、有监督与批评政府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真正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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