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官方历史与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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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凝重的挥之不去的历史感,压在心头,挂在嘴边。这也难怪,我们中国人不管年老的年少的,所亲身经历的或间接获知的中国百年史以及当前所面对的、身在其中的中国现实,几乎没有一项是令人轻松的。每一年都被历史的和现实的事件充满,今年更是如此。暮然回眸,辛亥已是百年,中国人心怀里有着太多的沉积需要梳理,需要思考。

人们谈历史,常常关注的是政治的历史,然而历史的政治也不能被忽略,其实它是反映政治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前不久在网上读到一个的小段子,它套用几年前的春节联欢节目中著名小品“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句式给人们一个黑色幽默式的警示:“如果今天随时谈论昨天,明天就有可能被抓。我的话完了。”

遗憾的是这不是笑话,这是当前中国的现实。

官方历史,作为一种强迫的或者成长过程中“自然”接受的集体记忆,权力从来都在其中上下其手。因此,历史的写作、历史结构的编织,历史资料的采用常常不紧仅仅是技术问题或学术问题,而是意识形态影响下、利益驱动下的政治选择问题。每一个独裁者都明白控制历史的解释权对于维持统治的重要性,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这一切在辛亥以来中国的百年历史里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甚至是血风腥雨的发扬光大。百年来,国共两党用强力维持他们各自的官方记忆,百年政治恶斗中的“胜利者”—–中共—–更是用白骨和血肉堆砌、用暴力和谎言维持了它所需要的强迫性集体记忆。时至今日,在中国谈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危险的。

回忆自己的成长过程,我觉得自己思想开始成熟的标志是,对道德说教的怀疑和对任何假集体主义之名的号召的警觉。其实,任何政治强力所要强加给人们的历史记忆一般都是以道德和集体利益这两种面目出现的。今天,国共两党有关百年历史的官方话语体系仍然不同程度上干扰着民间记忆,因此扰乱人们对政治现实的审视和对未来思考,因此,我们必须儆醒地质问:

我们所接受的历史观所言称的各种进步性是否真的具有不可置疑的道德意义?

我们惯于推崇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攸关民众利益的重大选择是否真的像他们本人或者历史教科书上所宣称那样是基于民众利益的考量?他们做决策的微观环境是什么?

所谓的历史“垃圾堆”里人物,他们失败的或者被污名的政治选择是否也可能具有超越自身利益考量的冲动,是否含有可以被后来的历史证明的正确性?而这一切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当历史的镜头聚焦在觥筹交错的官方宴会时,不可能被历史记录的小人物正在怎样地生活?······

······

人们会说这些质问都关涉历史真相。不错,这一切都和历史真相有关。历史真相是重要的,但是,只停留在这一层上是不够的,我们所面临的议题其实不只是恢复历史的真相,也没有人有能力完全恢复历史的全貌,任何宣称的真相,哪怕是真实的,充其量也只是片面的真实。面对着一百年的沉积,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在其中发掘不同于官方历史或者被正史挤压的民间记忆。

 然而,民间记忆并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统一的,也并不一定和官方记忆完全对立毫不相容,强调民间记忆的时候我们也要避免走进“人民创造历史”的误区。因此,准确地讲,我们需要在百年的沉积中挖掘淘洗的是作为活生生的人的故事。

是的,那些民间的“人”故事,那些不加任何前缀概念的、罪恶就是罪恶善良就是善良的故事,那些发生在除了家人和街坊邻居以外名字不被人知晓的人身上的事情:内战中普通士兵讲述的战争,地主口中的土地改革,整人者和被整者口中的政治运动,天安门母亲以及执行任务的士兵讲述的“六四”屠杀,狱中人家属讲述的民运人士的家庭生活,还有政治失败者讲述的政治斗争,比如没落皇族口中的辛亥革命,袁世凯、陈炯明、汪精卫、林彪、赵紫阳、李鹏本人的回忆以及其后人讲述的他们的故事······

故事可能是凌乱的,作为对任何正史的补充和检验,这些民间记忆会迫使历史学回归作为一门学科位置,而不被任何政治力量或偏狭观念控制成为洗脑的工具。辛亥百年之际,中国朝野之所以如此重视辛亥百年的纪念,一个深层原因是中国一直面临着百年未得解决的政治难题,而且这个难题的解决似乎又迫在眉睫。我认为,汲汲于作为官方—-无论政治的哪一方—-记忆的历史寻找答案是远远不够的,基本上是在匮乏、僵硬的语言、概念的框架里在原地打转,我把人们思维突破的希望寄托在丰厚的民间故事上,那些摒弃了政治概念和道德说教、纯粹人性的故事。这些故事会使人们惊醒:北京长安街上坦克中的士兵和履带下的血肉很可能是同村的青年,甚至是以前的好朋友;战场上枪口相对的敌人可能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

也许,民间的故事会打破我们熟悉的历史话语和政治原则的约束,使人们意识到个人及其所属群体的社会处境的可变性,以及“面纱原则”(也称无知之幕)在选择自己的政治行为和进行政治设计时的借鉴作用。所谓“无知之幕”的思考,是指把人们放在未来的大幕之后,因而使他们无法预知自己、后代、自己所属的群体(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等)在未来社会中的位置和角色,比如说,一个原本的狱卒可能成为囚犯,“你”未来可能是地主,也有可能是一个雇农,可能是健全者也可能是残疾者,可能成为腰缠万贯的富豪也有可能成为失业的工人,可能是一个官员也有可能是一个平民,可能是教徒也有可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可能属于多数族群也可能属于少数族群,你可能是政治斗争(竞争)的胜利者也可能是失败者……,

当我们中国人普遍有了这样的意识,我们或许就有救了,我们的政治选择就会重视人性、趋向温和,我们谁也不愿走向极端,因为对任何人或群体的残酷很可能就是对自己的残酷,同样对任何人或群体的仁慈很可能就是对自己的仁慈。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目前应该努力达成的最根本的共识。有了这个共识,下一轮的政治选择就会基于正义而平和、合理而永续,否则,中国人还会继续在和今天一样的心境中纪念辛亥,无论一百年还是二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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