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显扬:几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论党内民主派的三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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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之春 】   时间: 11/12/2011
作者: 张显扬

CQ兄:

昨天下午BS送来你“思考国事”的大作。老大哥嘱我提意见,不敢怠慢,连夜拜读了。看得出来,你是很认真的,而且说的都是实话,没有虚套。这和主流话语中假、大、空的文风形成鲜明对照。这些“思考”,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亲历者对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你的“思考”有深度,特别是最后的结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发生、发展、到消亡,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扭曲,是一段插曲”,(第18页)我尤为赞同。

赞成的话不说了。我要说的,主要是你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某些思想观念。正是这些思想观念,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观的深层结构。我觉得,老大哥在这方面有一些问题需要重新检视。我是24年前就被赶到体制外了,看问题的角度比较另类,我所尊敬的一些被称为党内民主派的老先生未必能赞同我的看法。这没有关系,交流一下,可以增进彼此了解。有些话是受到你文章的启发有所感而发,跟你的观点没有直接关系,有点借题发挥的意思。为了便于你阅读,下面按照你大作的前后顺序往下说,一共九条。

一、“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纲”

“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产阶级革命有很大进展,用暴力夺取政治(“权”)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尽管这个成功是暂时的”。(第1页)

二战后,“革命”确有很大进展,但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至少中国革命不能算无产阶级革命,说农民革命都有点勉强。朝鲜、越南是反抗外族统治,属于民族革命的范畴,古巴是反独裁的民主革命。东欧那些国家,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反抗法西斯入侵,属民族解放斗争)外,都是苏联占领军制造出来的傀儡政权,也可以算革命,但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本身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也应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依我看,那不过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打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混乱局面而发动的一次民众(所谓“工兵农”)起义。严格说来,迄今为止,还没有过“无产阶级革命”(或许存在了72天的巴黎公社庶几近之),今后更不会有了。马克思定义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发达国家的劳动阶层已经并且越来越融入主流社会。他们也不时地进行斗争,例如目前美国正在进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其中相当多的参与者是劳动阶层。这类斗争,目的或者是保卫民主权利,或者是争取经济利益,并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当然不可能永世长存,但它决不会是被“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的。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能够担当“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历史使命”,那不过是一个愤青的想象而已。

对于二战后世界上那一连串革命究竟怎样定性,怎样解读,是20世纪留给历史学家们的一大难题。不过,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那就是对这些革命以及当今世界的各种革命,包括今天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特别是利比亚革命,决不能仅仅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和定性,诸如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农民革命,等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共亡党,苏联亡国,不能说,那不是革命,同样不能仅仅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你能说那是哪个阶级的革命?真正的原因,一个是官民矛盾(独裁政权对广大民众的统治),一个是民族矛盾(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各民族的统治);导火线是民生危机,货架上空空如也。(见罗伊-梅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现在世界上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独裁政权,迟早也会被推翻,同样也很难说那是什么“阶级”的革命。当今世界,独裁政权不是某个或某几个阶级的敌人,而是全社会、全人类的敌人。

马克思主义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阶级问题,例如把国家问题、法的问题、犯罪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妇女问题、甚至生态问题,等等,都归结为阶级问题,是它最大的偏颇。我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有三大“原罪”:一曰阶级灭绝,二曰民族融合,三曰宗教消亡;而阶级灭绝则是原罪中的原罪,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造成那么大危害,其源盖出于此。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阶级斗争为纲”仅仅是毛泽东“极左”的政治路线的纲领,实际上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在中国,作为政治路线的“阶级斗争为纲”被否定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的“阶级斗争为纲”并未得到清算,因而至今流毒甚深,仍被一些人用作分析问题的万能工具,好像一定要说到“阶级”上面,才算深刻,才算到位。毛派分子想复辟文化大革命乃至全套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他们据以发飙的东西,就是这个“阶级斗争为纲”。当然,这不是说,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已经完全无用。作为分析社会问题的一种模式,仍然有它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是,以它为“纲”去“分析一切、观察一切”,肯定是错误的。

二、怎样认识中国和朝鲜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阵营地盘不但没有扩大,而且日益缩小,连革命发祥地苏联也已崩溃,东欧也先后剧变。现在留下的只有中国和朝鲜了”。(第1页)

“社会主义阵营”从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公开分裂起,已经不成其为“阵营”。苏东剧变以后,更是土崩瓦解。问题是现在的中国、朝鲜算不算社会主义?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以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去衡量,中国、朝鲜和苏联等各国一样,都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所做的,不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而是建立新的奴隶制,其中以朝鲜最为典型。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纲领去衡量,它们都可以算作“半拉子社会主义”。为什么是“半拉子”呢?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纲领,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而且要建立“社会所有制”。尽管谁也不知道他说的“社会所有制”是什么意思、它的实现形式是什么样的,但是,苏联式的那种国家所有制绝对不是“社会所有制”:在马克思那里,国家和社会是分得很清楚的。只“消灭私有制”、不建立“社会所有制”,只能算“半拉子社会主义”。“半拉子社会主义”当然不是社会主义,正如半驴半马的骡子、半狮半虎的狮虎,不是驴、也不是马,不是狮、也不是虎一样。

可是,如果从历史实际出发,那又必须承认,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是社会主义。理由有二:其一,这种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诸方面全面对立。按照传统观点,和资本主义相对立,就是社会主义(当然,封建主义也和资本主义相对立,但那是另一种对立);其二,这些国家都自称是“社会主义”,国际社会也认为它们是社会主义。因此,从历史实际出发,应该承认,它们都是社会主义。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现实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样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东剧变,原来的社会主义各国垮的垮,变的变,只有朝鲜基本未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活化石”,或“尚未入土的社会主义文物”。朝鲜认为中国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不再是社会主义。从上世纪60年代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大论战中所持的立场来看,朝鲜的判断没有错。按照当时的观点,中国确实不是社会主义了。但是,中共自己30多年前已经放弃了原来的立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要义从变革生产关系,转为发展生产力。据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因此只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的发明。他们赌咒发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而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意思的是,国际社会也认为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仍然是社会主义呢?因为中国保持了现实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共产党一党专政。所谓社会主义,在其现实性上,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中共认为中国、朝鲜等国家仍然是社会主义,依杖的就是这一点,国际社会的着眼点也在这一点上。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你的判断,中国、朝鲜是社会主义。当然,古巴、越南直到今天,也还是社会主义。什么时候这些国家共产党一党专政垮了,社会主义作为在世界上延续了一个来世纪的非驴非马的社会制度,便告寿终正寝。

三、“战争叫嚣”和民族主义

“有的军人已经发声,说中国只能容得下多少亿人口,多余的部分应该打到国外去,占领国土广阔、资源丰富的美国、澳大利亚。方法不仅用原子弹,还应用‘基因战略’,用‘中华民族’的优秀战略基因代替美国的劣等的战略基因。”“我认为,这有点像战争狂人的‘战争叫嚣’。宣传一番,壮壮气可以,但真正打起来,不容易。‘轻敌思想’乃兵家大忌”。(第2页)

这是彻头彻尾的“战争叫嚣”,“宣传一番”也不可以。它的根子不是“轻敌思想”,而是冷战思维孽根未消。老兄既然赞成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赞成中共当局“不搞冷战思维,不把矛盾激化”,那怎么可以认同(尽管是有条件的认同)这种“战争叫嚣”呢?

如果往深里挖,对这种“战争叫嚣”表示某种程度的认同,恐怕与民族主义情结有关。爱自己的祖国(“母亲的土地”,朝鲜人叫“父亲的土地”)、爱自己的民族(祖祖辈辈生死与共的族群),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如果把这种民族感情膨胀为压倒和伤害别的民族的企图和行为,那就是希特勒式的种族主义,就是可恶的民族主义,极易被独裁政权、野心家和战争狂人所利用。

中共当局不敢公开鼓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往往是一柄两刃剑),而代之以“爱国主义”。然后,在“国”字上上下其手:把作为“母亲的土地”的“祖国”,偷换成作为政权实体的“国家”。结果,“爱国主义”的意思,就是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权。这一点,邓小平说得非常露骨,他在批判电影《太阳和人》时说:“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爱什么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2页)在邓小平看来,作为“母亲的土地”的“祖国”是“抽象的”,只有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才是“具体的”。要爱就得这个国家,否则就是不爱国!一定要识破邓小平的诡辩。否则,在非常时期很容易迷失方向。

四、怎样对待生命:死亡文化,还是生命文化

“不怕死当然很好,但不要无所谓去死。为战争贩子卖命,为少数人争霸权去献身,不值得。”(第2页)

不为战争贩子卖命,不为少数人争霸权献身,这非常正确。但是,笼统地说“不怕死很好”,是错误的。生命是宝贵的。珍惜生命是每个人的责任和权利,更是社会和公权力的责任和义务。决不能笼统地肯定“不怕死”。老革命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他们革命时期的经历有关。革命时期的英雄主义确实包含“不怕死”的精神在内。但是,不能把英雄行为和“不怕死”等量齐观。许多人有一种误解,以为舍己救人等英雄行为,例如各国抗震救灾中、美国9.11事件中,人们舍生忘死参与救援,是因为“不怕死”。那就大错特错了。英雄行为的本质,是关爱生命,尤其是关爱无助状态下的生命,是一种极其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这个过程中难免有牺牲,但这是为了崇高的目标而付出的代价,和把生命当儿戏、不在乎生死的“不怕死”不是一回事。记得文革期间,无知的小青年受到误导,把“不怕死”和英雄行为混为一谈,常常做出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例如某处着火了,有的小青年为了表示自己“不怕死”,竟然赤手空拳往火里跳。结果,白白地断送了宝贵的生命,而与救火毫无补益。我们应该倡导的,不是“不怕死”的死亡文化,而是珍惜生命的生命文化。只有热爱生命的人,才有可能做出真正的英雄行为来。抽象的“不怕死”,完全有可能成为杀人越货等罪恶勾当的心理基础。君不见许多犯罪分子也都“不怕死”吗?

这里涉及一个怎样对待人、怎样对待人的生命的大问题。没有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民族,这个问题至今没解决好。文明与野蛮的最后分界,就在这里。珍惜生命、关爱生命,越来越把人的福祉作为一切社会行为的依归,这是几千年文明史的发展轨迹。文明越发展,生命越宝贵。唯有人间撒旦如毛泽东之流才反其道而行之。毛泽东视人的生命如草芥,把“不怕死”当作“革命精神”来鼓吹。他这样做,目的是要把中国人(不止中国人)变成他实现其血腥乌托邦的工具。大跃进、人民公社死那么多人,他连一句忏悔的话都没有。相反,还不止一次地说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换来一个大同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毛泽东思想中最残酷、最丑恶的东西,是否定人性,不把人当人,不珍惜人的生命。他的一切恶行,都与此有关。死去的已经死去了,无可挽回了。幸免于难活下来的人,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并以此教育后人。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五、制度问题和路线问题

“继续克服‘左’的痼疾,造成宽容、宽松的政治环境”。党内民主派对执政者某些方针政策,有不同看法,希望共产党能改,他们不是要推翻共产党。“他们对要求共产党马上下台(中共已腐败透顶,中国共产党不下台中国没有希望)的‘民运人士’,认为还是尽可能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尽量不往敌人营垒里推,能不杀就不杀,能不关就不关,能不判就不判,不采取过激的‘斩尽杀绝’的方法。”(第4页)

这里,除了把“民运人士”看作“消极因素”而外,其余说的都是事实,而且热切地表达了党内民主派要求有一个“宽容”、“宽松”的政治环境的真诚愿望。问题是,今天没有这样的政治环境,并不是因为思想政治路线上“‘左’的痼疾”未消,而是因为民主制度的缺失。不要把制度问题和路线问题、方针政策上的左、右问题混为一谈。现在被归结为“左”祸的那些罪孽,诸如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没有一桩不是独裁者依托独裁制度或者为了进一步强化独裁制度而犯下的。“‘左’给中国人民的教训太深刻了。中国人民在‘左’的统治下,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第6页)错了。不是在无人身的“左”的统治下,而是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下!

毛泽东归天以后,人们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政治环境,把中共政治哲学中现存的“左”、“右”概念,拿来作为分辨是非、清算文化大革命与此前其他一切错误和罪孽的武器。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确实也起了很大作用。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没有这两个概念,真还不知道怎样进行“拨乱反正”呢。中共当局当然乐于倡导和鼓励人们这样做,因为这可以用路线是非掩盖制度是非。然而,今天情况不同了: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根本不在路线的“左”、“右”,而在制度的好坏,在宪政民主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还拿‘左’、‘右’去说事,用眼下年轻人的时尚话来说,那真是out啦!而它的意义是比落后还要糟糕的。

谈到“政治环境”,也不能局限于“宽容”和“宽松”,而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民主”、“自由”等诉求。没有民主自由,那来“宽容”、“宽松”?朱厚泽先生当年在禁锢得铁桶也似的政治环境下,提出“三宽”口号,非常了不起。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三宽”是在体制内向当权者呼吁,并未触及制度问题。政治环境是政治制度决定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政治环境,只能由宪政民主制度来提供、来保障,而不能指望“克服‘左’的痼疾”来营造。只要一党专政在,“‘左’的痼疾”永远克服不了。实际上,所谓“‘左’的痼疾”和一党专政,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人们批判和反对“左”的斗争已经进行30多年,特别是党内民主派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看看现在的言论尺度,看看现在的“维稳”,就可以知道,这个“‘左’的痼疾”非但没有痊愈,反而越发病入膏肓了!

再说了,什么叫“左”、什么叫“右”,并无客观标准。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左”还是“右”,全凭他一句话。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的上书,实事求是地反映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问题,根本无所谓“左”或“右”,毛泽东却认定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兴问罪之师。在毛那里,左还分为好的左和坏的左。“好的、正确的、革命的”左不带引号,“坏的、错误的、反革命”的左带引号。他自称革命左派,跟他走的,也都封为“革命左派”,其他人则不是“形左实右”,就是“右得不能再右”。在毛泽东手上,“左”和右都不过是打人的棍子和“伟、光、正”的辩护词:他想整谁,谁就是“右”:不是右倾,就是右派,或者“形左实右”;而“党”也就是他自己,不管犯了什么错,作了什么孽,都可以推到“左倾机会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头上,他自己则一贯正确,永远“伟、光、正”!

毛泽东归天以后,中共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遇到了麻烦。按照他们一贯的路线斗争理论,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显然是犯了“左”的甚至极左的路线错误。为了给他打掩护,胡乔木提出,以后不要讲路线错误了,是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邓小平也说,路线概念过去用得太滥、太乱,以后不要再用了。你看,可以用来打人和为“伟、光、正”辩护的时候,是路线问题,弄到自己头上了,就“不要再说了”。可见,什么“左”啊右啊,都不过儿戏而已,甚至连儿戏都不如!恕我直言,老兄这篇文章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完全摆脱左、右的套路,因而尽管在制度问题上说了很多正确的、尖锐的、深刻的、有分量的话,文章仍然显得有点“拨乱反正”的味道。必须明确,共产党的问题,根本在制度,不在路线。

当然,这不是说,左、右两个概念以后就不能用了。在某些特定场合,例如在观察和分析国际问题、包括国际学术思潮的时候,常常还离不开它们。但是,这和我们分析国内问题时的用法有原则性的区别:国际问题上的左、右,只是政治倾向或思想倾向光谱上的一个事实判断,并不和价值判断连在一起,似乎左一定正确、一定革命,右一定错误,一定反革命,等等。

六、“金家皇朝”和“接班人问题”

“我去过一趟朝鲜,回来后写过一篇文章,寄了一份给病中的R公。内中写道,朝鲜政权实行世袭制,皇位继承,父传子,子传孙,家族统治,这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抹黑’”。(第18页)

你在前面已经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意味着人类走入了“歧途”(第17页)。既然如此,金家父子的所作所为,就无所谓“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抹黑”,最多是“黑上加黑”。只有对肯定的事情、光彩的事情,才谈得上“抹黑”不“抹黑”,本来就应该否定的事情、不光彩的事情,怎么能说“抹黑”呢?虽然这句话是早几年说的,你现在重新予以肯定,表明你思想深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否定并不彻底。再说,其他共产党国家指定接班人甚至指定隔代接班人,与金家皇朝父子相传并无本质区别。你见过哪家是通过名副其实的选举换届,而不是指定接班人的吗?父子相传不过是指定接班人的一种形式。你没有指出这一点,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好像父子相传不好,指定接班人还是可以的。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逻辑上,难免使人产生这种联想。

接班人问题,几十年来一直闹得甚嚣尘上。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共产党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打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的。反正中共这里是闹剧一幕接一幕。毛泽东登基以后,刘少奇、林彪、王洪文作为钦定的接班人,一个一个扶上来又打下去。最后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折腾了,找了个“不蠢”的华国锋作为过渡,以便日后传位于毛家的人。毛突然驾崩,一次宫廷政变,给这一段历史划了个句号。接着邓小平大权独揽,一切又重新开始,胡耀邦、赵紫阳上来又下去,江泽民也差点被赶下台。总之,接班人问题上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丑陋的表现之一。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做过深入研究,成为“共产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你提出了问题,如果有机会,建议你作点研究。

七、两个“国际”和社会民主主义

“能否说历史发展已经证明第二国际战胜了第三国际”。“一个世纪的革命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证明,第二国际相对正确,第三国际相对错误。”(第18页)

第三国际不是被第二国际战胜的,也不能说“第二国际相对正确,第三国际相对错误。”实际情况是,两个国际都不正确,都失败了。第三国际的失败,也就是“专政社会主义”的失败。第三国际是列宁1919年作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成立的,后来逐渐蜕变为斯大林争霸世界的工具。二次大战时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斯大林1943年下令把它解散了。第三国际在理论和实践上坚持“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违反人类本性、违反社会发展客观趋势。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原来第三国际所属各国,包括苏联、中国普遍陷入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危机。苏联停滞,中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危机的表现。七十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八、九十年代之交苏东剧变,接着越南、古巴也相继实行改革,这一切宣告了专政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

第三国际失败了,第二国际并没有胜利。现在人们所说的第二国际,一般是指1900年-1914年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占主导地位时期和1920年重新恢复活动以后的第二国际,而不是指1889年成立初期的第二国际,人们的翻案文章也都做在这个时期。你说“第二国际相对正确,第三国际相对错误。”是什么意思?所谓“正确”和“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呢,还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要说符合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两个“国际”都符合,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根据。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和平与暴力、改良与革命、民主与专政两种互相对立的倾向,只是比较起来,暴力、革命、专政是为主的。有论者认为,恩格斯晚年改弦易辙,抛弃了暴力、革命、专政,改宗和平、改良、民主,那是莫大的误会。恩格斯晚年改变的是斗争策略,不是斗争目标和斗争原则。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这里不去细说。要说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它们都不符合,都是错误的。因此,不能说“相对正确”的第二国际打败了“相对错误”的第三国际。第三国际是被它自己的反人类、反社会的实践打败的。

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分歧,不在斗争目标;目标都是要夺取政权,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分歧在斗争路线:第三国际主张暴力革命,第二国际主张和平过度。比较起来,暴力革命的主张一度还取得了胜利,并且成了气候,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平过渡的主张则从未取得过胜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西欧有些社会党,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在短时期内执政或参与执政,但并未实现“和平过渡”。上世纪70年代智利阿连德政权试图实行和平过渡,结果变成一场恶梦,阿连德本人命丧总统府。因此,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东剧变为止,第三国际的专政社会主义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则始终被认为是异端。

不要把二次大战以后建立的“社会党国际”和第二国际混为一谈,更不要把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即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混为一谈。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即和平过渡的改良主义,只是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诸多来源之一。社会党国际继承了第二国际和平、民主的主张,抛弃了它的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终极目标。正如殷叙彝先生所指出的,当今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公正、团结、互助等“基本价值”的实现,并且以这些价值尺度去批评资本主义的弊病。他们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而是改善资本主义。与第二国际比较起来,民主社会主义是更加温和的改良主义,连“和平过渡”都不要了。在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中,“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被看作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本质的,民主社会主义连这个目标都放弃了,实际上已经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些左翼政党实行的一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社会政策。无怪乎许多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主张把“民主社会主义”的名称改为“社会民主主义”,以便把“社会主义”的字样从自己的名称中剔除出去,把斗争目标明确地设定为“社会的”民主主义,而不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重复地说,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去衡量,两个“国际”都是错误的,都失败了。第三国际是胜利后又失败,第二国际是因为胜利无望而被它的后继者用另一种主义替代了。几十年来,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和北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这不是第二国际的胜利,更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恰恰相反,这是顺应历史潮流,一步一步摆脱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束缚,而推行比较现实的改良主义政策的结果。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这种改良主义政策符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两个“国际”的失败,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证明社会主义不合世界潮流,不过是一个美丽而可怕的梦魇。

党内民主派都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为了反对专政社会主义,他们十分看好民主社会主义,特意给它加冕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桂冠。反对专政社会主义,否定现实社会主义,非常正确。但是,这个替代方案不正确,也不现实。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没有根据的;即使当年的第二国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他们只是在追溯自己历史的时候,不同程度地肯定马克思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历史作用,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社会主义明确主张世界观的多元性,“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是多元的,包括欧洲古典哲学、人道主义和宗教(主要是基督教)思想等等,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坚决反对列宁主义。”(见《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托马斯-迈尔著,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译者前言”第5页)退一步说,就算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又怎么样呢,就能证明他们正确吗?拿马克思主义来为民主社会主义续道统,壮声势,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他们未必能领这份情。

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和北欧“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第19页),是以那里有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为前提的。在德国,1919年以后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民主党一度形势大好。1933年希特勒一上台,形势陡然逆转。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民主社会主义“落地生根”的土壤,更谈不上“开花结果”。在中国这样的专制制度下,一切和民主有关的思想、更不用说制度了,都无从立足,谈何民主社会主义?党内民主派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其实际意义,是“只有民主能够救中国”。这为批判专制制度,争取民主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增添了一个新的话题,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把民主和社会主义捆在一起,是不正确的。民主是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民主是世界潮流,社会主义则另当别论。中国人正是在“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的名义下,被彻底剥夺了民主权利的。因此,决不要在争取民主的时候,重新把人们引入社会主义的迷途。用“托古改制”或“孔子改制考”之类的办法,重新定义社会主义,重新塑造社会主义的形象,有百害而无一利。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八、怎样评价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学说

“如何认识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学说本身”。(第19页)

这样提出问题,而不说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是考虑得很周到的。人们往往把马克思学说本身和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学说本身,而是对马克思(包括恩格斯,下同)学说即他的思想理论,加以选择、抽象、概括、发挥而成的思想体系。只要是马克思说过和写过的,都算他的思想理论,因而都可以从中发挥出某种体系来,甚至借用一个观点、一个概念、一个命题,都可以构筑成一个体系。例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就是由此而来的。任何马克思主义,都是不同思想者,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和概括,因而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说夸张一点,有多少人研读马克思,就有多少种马克思主义,正如有多少人阅读《红楼梦》,就有多少个林妹妹,或者有多少人阅读《王子复仇记》,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一样。至于把林妹妹、哈姆雷特想象成什么样子,那是各人自己的事情,未必都合乎曹雪芹、莎士比亚本人的意思。因此,再没有比“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说法更可笑的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同一个政党甚至同一个人的马克思主义,今天不同于昨天,明天又可能不同于今天。哪有什么“纯洁性”可言?

第三国际所属各党和后来社会主义阵营所属各国,情况比较特殊,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在那里,一说到马克思主义,好像就是马克思学说本身,其实那不过是列宁主义及其各个变种;毛泽东思想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变种。你提出“如何认识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学说本身”,这就把马克思学说,和列宁、斯大林、第三国际、毛泽东等等切割开了。当然,在评论列宁、斯大林、第三国际、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时,仍然必须把他们和马克思联系起来。又切割又联系,这在方法论上是完全正确的。略嫌不足的是,你主要把他们二位当作学者对待了。马克思、恩格斯是学者,更是革命者;学者马克思是为革命者马克思服务的。因此,不能单纯把他当学者,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思想理论方面,去研究和评价他。这样的研究和评价,在专门的学术史领域无疑是必要的,但是,这不能反映作为历史人物的马克思的地位。必须把他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去研究和评价。你提到了这个身份,但是没有集中从这个角度展开。作为历史人物,马克思的地位,主要不取决于他在学术方面的是非得失,而取决于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和评价他们,那么,所谓“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学说本身”,主要应该指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何况,你是在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的语境中去考量他们的学说的,理应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主要对象来评论。你没有这样做,有点游离主题。

这里,我当然不能也没有必要对“科学社会主义”做具体的评论。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评价,实际上,就是从实践的角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的表现。这个运动的错误和失败,无可辩驳地证明,“科学社会主义”不科学,不但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造成了无数灾难。你文章中引用的一个材料说:“中国有人在参观马克思墓后的留言簿中写道:‘马克思,你害得我们好苦啊!’”这个留言,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理想目标——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以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是高度人道主义的;当然,这也不是他的独创,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家,多半是人道主义者。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却是暴力和专政,是极端反人道主义的。这是一个致命的矛盾,对此,我曾经作过如下描述:“马克思要用锁链把人类拖进‘天堂’;在实践中由于目标遥不可及,只能把手段当目标。结果,不见‘天堂’,只剩锁链。”我对这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评价,和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评价一样,是彻底否定的。我知道,这里我们有分歧。你对马克思采取同情、谅解、开脱的态度。认为坏事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们干的,他们的“各种错误,虽与马克思没有直接关系,但有因袭关系。追根溯源,也多少有点思想上的影响。”(第20页)这样说,太过轻描淡写了。你又说,“斯大林、毛泽东打的是马克思的招牌(贩卖的却是假货),马克思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第21页)如此说来,马克思不但没有责任,反而被他的追随者们连累了。结论是:马克思“冤枉”!把斯大林们干的坏事直接算到马克思头上,当然不公正。但是,搞社会主义,搞暴力,搞专政,理论上的始作俑者是马克思。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没有“贩卖假货”。至于把这一切变成赤露露的杀人放火的勾当,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所以,不能说他们连累了马克思,而应该说马克思误导了他们。他们能够被误导,造下那么多伤天害理的罪孽,责任在他们自己。欧洲的社会民主人就没有被误导。总之,他们和马克思,各有各的账,各有各的责任。在20世纪三分之一人类的苦难面前,在一亿多无辜的死难者面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样,难辞其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人类进步的旗帜。

九、党内民主派的三大特点

综上所述,我认为,老大哥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这些思想观念,非常典型地表现了党内民主派的政治取向和思想特点,表现了他们虽已破碎却尚未完全改变的原来的世界观。这些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

1、不能把矛头集中于制度问题,而把制度问题和路线问题相提并论,有时(不是“总是”)甚至只讲路线左、右,不讲制度好坏,认为克服了“左”的痼疾,共产党遭人诟病的问题就解决了。他们是苦口婆心的救党派。

2、否定专政社会主义,不否定社会主义,试图用民主重铸社会主义;或者说,一方面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又想借助马克思主义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以便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他们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

3、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谴责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而以同情和谅解的态度为马克思辩护,尽量减轻他的责任,不使他受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们的玷污,以便继续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他们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非常尊敬党内那些老先生。他们在共产党内风风雨雨几十年,到了晚年,还在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操心,还在为中国的民主化奋斗,令人肃然起敬。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许多问题需要重新思考,这有助于我们更新观念,重建自己的世界观。我指出党内民主派需要重新思考的几个问题,指出他们的主要特点,没有丝毫贬意,只是想告诉老前辈们,他们重建自己的世界观,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他们不必拒绝自由主义。实际上,他们所看好的民主社会主义,正在一步一步向自由主义靠拢。LR老有“何时宪政大开张”的设问。我认为,党内民主派和自由主义结盟之时,便是“宪政大开张”之日。

信写得很长了,就此打住。如果你觉得方便,不妨把这封信转请LR老一阅,并代致问候。祝老大哥早日康复!

2011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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