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雁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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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必定是夏夜,我的窗外必定有一只雁在啼叫,叫着八月八日这个日子。

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对我有多重的含义。公开的层次上,那将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到北京申请二零零零年举办奥运被理所当然地拒绝,再到北京以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为条件获得今年的奥运主办权,以及此时此刻世界到处进行的另一场奥运火炬接力——传递着对中国人权处境、西藏问题等等的抗议火炬。“奥运”像一个坐标,给茫茫大海上近乎抽象的航行标出了时空,让渴望和事实的反差凸显出紧迫。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令“中国问题”在这个太稔熟利益游戏的世界上变得不可回避。仅此一点,就已远远朝出了“奥运”本身的意义。

但这日子对我还有一层私人的含义:它正是我离开中国的二十周年。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我应邀赴澳大利亚,怀里揣着的刚刚完成的长诗《YI》,它以这样的句子结尾:“所有无人 回不去时回到故乡”,“每一只鸟而逃到哪儿 死亡的峡谷/就延伸到哪儿 此时此地/无所不在”,“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真的诞生”。诗是一个谶语,它比诗人更清楚命运等在哪里。诗也是一张蓝图,它把我们昨天的、今天的、将来的“活法”早早画下,紧紧攥在手里,又不动声色地看着世界趋近它、证实它,最终成为它。天安门大屠杀把我的履历被一劈为二,前三十三年在中国和后二十年在国外,却又怪异地组合成一体。“历史”和私人生活的这种混淆,使我有时简直分不清究竟时间根本是一个错觉?抑或每个人的经历压根就是一部史诗?二十年了,世界在脚下滑过,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美国,永远离开,永无抵达。。。我流亡的日子追随着我的诗,而我的诗又追随着隐身在所有诗作深处的某个“原版”。是的,我们活着,但剥掉冷战、东西方、种种政治口号游戏、甚至进化的幻象,真有一个“我们自己”活过吗?所谓“活法”,在我眼里只是一个同心圆,贯穿了古今中外人的内在的困境。仅仅通过对它的提问,使人们彼此相识、读懂,连接在一起。

“没有国际,只有不同的本地”——我写过的一篇文章《本地中的国际》可以归结为这一句话。这二十年来,我生活中最触目的特征,是几乎不停地在世界各地旅行,因此,“国际”一词,似乎取代了一个个具体地名,而变成了我真正的住址。但同时,我心中的疑惑正是:什么是“国际”?离开了一个个具体地点,以及用每个地点上的深度构成的对话,真有一个“国际”能让我们抽象地生存其间吗?如果没有,那“本地”又是什么?它的内涵,是地理的?心理的?历史文化的?语言甚至语言学意义上的?或是由所有这些构成的一个人精神的内在层次?那么,一首诗,正是一种“关于现在的考古学”。诗人考古家,一层层揭开地层似的,追问进那个总能隐秘得更深的“自我”。诗作犹如考古手册,记录下在一个地点之内的、纵深的发掘经历。我们通过比较自己以前作品的深度,来确认现在这首诗的位置和价值。直到,“本地”一定超越某个地点,它钻探、钻透一个人的脚下,从这里指向每个地点。简单地说,占有本地,意味着诗人发掘自身的能力。诗人说:给我一次呼吸,我就能长出根,扎进泥土,探测到石砾和岩浆,并沿着水的脉络倾听大海,参与古往今来航海家们的旅程。

由是,今年八月八日那个夏夜,在我的卧室敞开的窗外,必定到来那只雁。它的啼叫来自古老的中国?或者始终回响在这里——在英国,伦敦,击碎墨绿色玻璃质地的静谧,传进我的耳鼓。一声声清冽的音色里,有个隐密的世界被揭开了。我想知道,令我怦然心动的,究竟是什么?

是这座叫做伦敦的城市吗?我漂泊途中无数外国城市中的一座。本来只和别的短暂停留地一样,这个标明Stoke Newington的邮政地址,还没记住便被抛弃,缩小、固定、埋进履历表,变成一行没人注意的字。但不期而然的,我在这里住下来。几年过去,这城市竟然逐渐和我熟悉起来,当我的眼睛开始“自然而然地”在同一棵苹果树枝头,搜寻每年十一月悬挂的最后一只苹果,我突然发现,伦敦和我的关系已不同了。它不再和我擦肩而过,却停下来,成了我在中国之外获得的又一个“本地”,比纯粹的漂流更怪诞的,以表面的不动加倍突显出人生命运的不得不动。

是我在伦敦写成的诗集《李河谷的诗》吗?李河谷,离我家步行十分钟,一片原始沼泽的保留地。一个地点,代表所有外在的地点,非得通过写,被转化到我内部,当它成为文字之我的一部分,才不再空洞。其实,连“死者”这个词、“流亡”这个词也都可以是空的,如果没有思想的实体、诗的实体,我们甚至配不上谈论自己的经历。非得创造这个意象“一只血淋淋的漏斗”,来描述从我厨房后窗向下望见的花园,和秋雨中深深沉溺的所有花园。非得找到这个句子“肯定 风也在沿着自己离去”,来追上我门前这条枯叶纷飞的街,和我漂流途中经过的每条街。当心理的时间翻转成一个漩涡,旋入地理的空间,这些意象越本地,才越点明了人的“无处”那个主题。除了一行诗,我们哪儿都不在。

又或者,那雁唳提示的是“中国”和“中文”?苦难频频的命运,反衬出璀璨的诗歌传统。一个绵延无尽的历史,让我以为懂得了“时间的痛苦”,但后来才发现,那其实是“没有时间的痛苦”,唯一证明着“活法”的古今不变。一个被沿用了上千年的句子“国家不幸诗家幸”,译成我表述当代中国诗歌的说法,就是“噩梦的灵感”。现在,中国被我戏称为“我自己的外国”;而中文,则成了“我的外国母语”。自古以来,离乡背井(请注意这个意象“背朝着自己的井”!)就被视为中国人最惨痛的人生经验,也因此,随季节南北迁徙的雁,就成了流离游子怀乡病的象征。那排成一个中文“人”字飞远的雁行,总是在“回家”的。而一束眺望它们隐没的目光,总是回不了家的。翻翻唐诗,“雁”简直是伤心相思的同义词:“归雁入胡天”,“归雁来时数附书”是王维的;“雁没青天时”,“雁引愁心去”是李白的;“心随雁飞灭”,“木落雁南渡”是孟浩然的;“秋边一雁声”;“鸿雁几时到”是杜甫的。最善描写漂泊之苦的杜甫,有诗直接题为《孤雁》,这联对仗“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早已写尽了我今天的处境心境。中国古诗强调使用“典故”,那正是通过“互文”的关系,用一个刚写下的文本涵括、刷新整个传统。当一声雁唳,把我此刻的听觉牵入了唐朝,让李河谷的水流上溯到一千二百多年前的源头,那是一种“远”吗?抑或逼人之“近”?我几乎可以招呼裹紧长袍、匆匆拐过街角的杜甫们,犹如招呼我熟悉的邻居。

诗包含了所有这些。在这里,“远”和“深”是同一个意思。诗人远行,其实又在自己的内心原地不动。世界滑过他如抽象的布景,而变幻的距离,唯一存在在“向内”追问的方向上。诗人的水平移动,被诗悄悄变成了垂直的。就是说,所谓“深度”,无关其他,仅仅指向诗人通过写作对存在的领悟。海德格尔所说“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其实只说出了同一个思想”,即是指这个关于“存在”的思想。写诗的价值和乐趣,可以形容为到存在的深海里钓鱼。与此相比,仅仅追求作品的题材之变、形式之新、风格之花哨,乃至玩弄“政治正确”、“身份游戏”,都是舍本逐末,那些目标的浮泛已经弱化了意义。盯紧人的处境不放,诗就成为我们“唯一的母语”,它深于每一种个别的语言,而引导着所有表达。屈原的、但丁的、唐朝的、当代的、北京的、伦敦的、李河谷中流淌的、我小小书房里刚刚诞生的,每一次“写下”的特定时间,因为书写无时态的中文动词,而变成了非时间——所有时间。不是“我”在到处,是到处存在于“我”。当世界不再只是“知识”,它成为诗人活生生的“思想”,一首诗就接通自己的能源了。

我知道在后现代流行的今天,谈论且标举“深度”,似乎不合时宜。但不得不如此。我们选择“活法”,就是选择“想法”,更确切些说,是建立对内心困境的自觉。二零零八年奥运,世界对中国人权倾注关切之际,一些西方大资本家却正在北京的宴会上说“这个政府照顾我们好极了”;同样,当美国和伊拉克的诗人并肩朗诵,你突然发现他们诗中的痛苦多么相通。。。自私、冷漠、玩世不恭,这三个词画出了一幅世界的肖像。我们今天的时代特征,正是社会思想的极端匮乏,人生理想和想象力的极端贫困。连冷战意识形态的“正义幻象”都没了,也根本用不着对进化论作哲学反驳,人性的黑暗和虚无就明明白白摆在眼前。因此,我的活法不可能是别的,它正是拒绝“进化”的个人的美学反抗。在一行诗中,深深沉潜于孤独和不可摆脱的自我疑惑,但又固执地认为那就是诗意。唯一的安慰,是阅读死去的经典作者们,他们压根不知道今天却毫不影响其伟大,他们生前的厄运恰恰成就了作品的力量和价值。没错,如果不合时宜的思想创造了好诗,那么那正是诗的本性。

我不认识那只朝我啼叫的雁,但它必定到来,因为我听见了,所有年代飞过所有诗人头顶的雁群,它们从未迁徙出一个清越的叫声。

2008年4月16日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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