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回忆塔泽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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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回忆塔泽仁波切
——我的布鲁明顿之行

1、

黄昏的阳光里,我和塔泽仁波切夫人坐了下来。话题,就从刚刚圆寂的塔泽仁波切开始了。夫人首先谈到了塔泽仁波切的书——《西藏是我的国家》。我说,“我对塔泽仁波切的认识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那是立体的西藏。也是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见到塔泽仁波切的照片:他和海因里希• 哈勒(Heinrich Harrer)站在一起,看着远方。那是一位英俊的安多男子,他的面容,也像那些文字一样,尽是和谐与善良。”

“就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面容也是端正的。”塔泽仁波切夫人接过了我的话,“到现在,我还记得与他初相识的情景,那是在西雅图,我哥哥的家里。对我来说,他更像一位师长,没有想到,我们会建立家庭,并一起生活了四十七年。

“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六十年代早期,在美国,那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西藏。他提着简易的放像机去各处讲演,告诉人们,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尼克松访华后,他不得不把争取政治权力转为文化传播。”说到这里,夫人停下了,一眨不眨地看了我一会儿,“如果他在这里就好了,他能说流利的汉语,你们可以交流,很好地交流。他还精通英语、蒙语、藏语、日语,还会说一些德语。他的蒙语比藏语还好。

“他活着,就是为了西藏。

“他和那些政治家不一样,从不随波逐流,他的观点,几十年来没有改变。

“1979年,他在布鲁明顿建立了藏蒙佛教文化中心。开始了他的许多关于西藏的梦想和计划。可是,九十年代末,随着他生病,我一方面照顾这个餐馆,另一方面还要照顾他,你知道,医生和护士并不都是天使。所以,文化中心那边,我就不能花费那么多的时间了,就出现了资金危急,我们向衮顿(对尊者达赖喇嘛的尊称)汇报了情况,他派来了阿嘉仁波切,解决了危机。

“我不得不说,他后来身体状况的恶化,和80年代回西藏有直接的关系,当他看到西藏的现状时,非常难过,回来后,常常睡不着觉,心脏也渐渐地有了问题,就像他的弟弟洛桑桑丹一样。

“我并不担心他的灵魂走向,我了解他。人生就是一个圆,现在,我只是期待着他的转世降生。不过,我还是要尊重西藏的风俗,后天,我将和我的三个儿子一起去印度,先拜见衮顿,然后,到印度南方的各寺院布施,尤其哲蚌寺果芒扎仓,那是仁波切的寺院……”

塔泽仁波切夫人贡觉央吉罗布,生于后藏萨迦,九岁时,开始了流亡。她的家族可以追溯五十代,直到八思巴,也就是说,她是萨迦王室的后代。她说,她很想去塔泽仁波切的故乡和萨迦两个地方,特别为仁波切布施。只是目前西藏的形势和八十年代相比,又有了太多的不同,更加恶化了。她说,“我知道我的想法,不过是一场梦。”

“中国政府应当给予您这个方便,甚至邀请您一家回西藏为塔泽仁波切做最后的送别。这也是中国缓解西藏问题的好机会。一个政府,如果连这点气度都没有,离倒塌也就不远了。”我劝慰着,却力不从心。

2、

1997年,去西藏的路上,我曾在塔尔寺稍作停留。那时,阿嘉仁波切头顶的光环,让我感到遥远。

“命运莫测,”我看着阿嘉仁波切,“现在,我就站在我曾经排斥的一位活佛面前,并渴望着向他请教。”

阿嘉仁波切笑了,“尽管说吧。”

可是,我不敢占用阿嘉仁波切太多的时间,他刚开完寺务会,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处理。我只能简单地说明来意。

“关于葬礼,”阿嘉仁波切说,“我建议你采访帕日仁波切。”

“那么,可以谈一谈您对塔泽仁波切的印象吗?”

“我和塔泽仁波切在年龄上差别很大,隔了两代人,接触的不多。不过,八十年代初,我在塔尔寺见过塔泽仁波切。那时,塔泽仁波切的做法就和一般人不一样。举个例子,当时,很多人去朝拜他,他却反对这样做,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人不需要朝拜人。’

“塔泽仁波切的一个经师,名字是慈诚乐善,也是我的经师,和我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直到圆寂。见到塔泽仁波切的时候,我把老师的灵骨舍利分给了他一部分。他带回美国后,藏于藏蒙佛教文化中心修建的菩提塔中。”

“您是说,他是一个谦逊而尊重上师的人?”

“他还是一位诚挚的人。在塔尔寺,作为仁波切,尤其主持,都有自己的府邸。而塔泽仁波切的府邸,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无情地拆了。八十年代,塔泽仁波切回去的时候,问县里的一位领导,‘我没有见到我的房子呀,我的房子怎么了?’县里的领导不好意思说拆了,一时语无伦次,就回头问加央仁波切,‘哎,塔泽仁波切的房子怎么了?’加央仁波切不敢说真话,怕领导难堪,尤其那时,他还是一个没有摘掉帽子的人,就说,‘这个,这个,这个吗,因为长时间没有人住,可能下雨浇塌了。’塔泽仁波切说,‘是拆了吧?不要不敢说嘛。’大家笑了起来。

“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塔泽仁波切很失望。四十年代在塔尔寺,塔泽仁波切跟随很有学问的老师,学了很多东西。后来,又到拉萨继续学习佛法。他的知识非常丰富。他清楚地知道西藏传统文化对人类的价值。越是这样,他就越忧虑西藏文化的未来,就越想好好地保护……从微观角度,我理解他提出西藏独立的方向。但是,尊者达赖喇嘛不得不从宏观的角度考虑西藏的未来。尼克松访华后,塔泽仁波切开始从学术角度向西方介绍西藏,促进了各教派之间的来往。尤其是徒步行走,让西方人更多地了解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和她艰难的处境,引起了世界对西藏的广泛关注。而藏蒙佛教文化中心的建立,为西方提供了一个能够呼吸的、活的西藏。塔泽仁波切希望,就是有一天西藏消失了,这里也不会消失。”

“塔泽仁波切夫人说,这里出现过资金危机?”

“继续这么大的一项事业不容易,美国也有经济危机的时候,何况那时仁波切还在病中。不过,一切都过去了。我的目的是圆满地完成仁波切的意愿,让这里继续传播西藏文化,和其他的蒙古区域更好地取得联系,促进各教派之间的和谐往来,祈祷世界和平。我想,塔泽仁波切在天之灵,也会得到慰藉。”

3、

帕日仁波切是阿嘉活佛仁波切请到强孜林寺专门讲经的。不想,塔泽仁波切在这时圆寂。他尽其所能地和阿嘉仁波切一起,按照西藏的传统,安排了葬礼。

“我们用藏红花等几种不同的药材制作的圣水,清洗了法体。塔泽仁波切病了很长时间,只能用圣水轻轻地浇。”

“是您自己清洗的法体吗?”

“不,是我和阿嘉仁波切,还有塔泽仁波切的三个儿子一起清洗的。

“后来,我们为仁波切穿上了法衣,把铃和杵放进塔泽仁波切的手里,使法体成为一座坛城。对着这尊坛城,我们每天念经修法。祈祷仁波切
的魂识,沿着经声和酥油灯的光明,抵达佛的净土。

“第七天,在嘉瓦仁波切讲经法座的前面,我们搭了一个简单的塔,进行了火供仪式的葬礼。

“而后,我们收起灵骨舍利,举行了清洗仪式,把灵骨舍利装进了宝瓶,放在仁波切的卧室里。又用鲜花,围起了火葬法体的地方。

“火葬那天,从美国各地自愿来了二十多位僧人,为塔泽仁波切念经。

“在四十九天的中阴里,我们五位僧人,每天都要对着塔泽仁波切的灵骨舍利修法。四十九天之后,准备建立一个灵塔,把灵骨舍利放进去,但是,建立什么样的灵塔,还没有最后商定。

“过两天,塔泽仁波切的夫人和三个儿子,还要到印度各寺院烧香、祈祷、布施。

“现在,我们经常修的是文殊菩萨的法,还有《色如》等,都是让灵魂顺利转世的经。”

后来,帕日仁波切还为我讲解了,挂在强孜林寺走廊里的塔泽仁波切几次步行的照片;以及尊者达赖喇嘛莅临时,休息的房间,坐过的椅子。

4、

建立藏蒙佛教文化中心时,因为取土,形成了一个水塘,就像建立布达拉宫形成了宗角禄康一样。水塘就在塔泽仁波切的房前。塔泽仁波切在水塘里种了莲,现在,深禄色的莲叶苍茫地覆盖着清水,莲花正在鲜艳地盛开。还有塔泽仁波切从其他国家带回来的金色鱼种,正在一簇又一簇地长大。听说,塔泽仁波切还很疼爱小动物,凡是无家可归的猫,流落到中心,他都会收养起来,给它们一个栖身之处。他还爱狗。那五只忠诚于他的狗,随着塔泽仁波切的生病,也相继地死去了。

显尔易见,塔泽仁波切是一位平和的,尤其是同情弱者的人,是一位知识深厚的西藏学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塔泽仁波切是西藏民族的象征和信心,也是尧西家族(达赖喇嘛家族)的骄傲。他的西藏独立的主张,让后来人,尤其是我这个汉人,不得不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本质,产生怀疑。

塔泽仁波切,愿您早日乘愿再来!

完稿于Calgary 2008年10月2日

以下图片为朱瑞拍摄:

塔泽仁波切建立的强孜寺,与他原任法座的塔尔寺(衮本强巴林)相关。

塔泽仁波切建立的藏蒙佛教文化中心图书馆。

强孜寺内,尊者达赖喇嘛的法座。

在藏蒙佛教文化中心的佛塔,藏有塔泽仁波切和阿嘉活佛仁波切的上师的灵骨舍利。

塔泽仁波切在强孜寺的“甚夏”(寝宫)。在法座上和小桌上有5条小狗的模型,随着仁波切的去世也相继死去。

黄绸包裹的宝瓶里,是塔泽仁波切的灵骨舍利。

在尊者达赖喇嘛的讲经法座前,鲜花围绕之处是火葬塔泽仁波切法体的地方。

塔泽仁波切在强孜寺池塘里亲手种下的莲花。

塔泽仁波切从其他国家带来的鱼苗,如今在强孜寺池塘里长大成金鱼。

在强孜寺里盖的幽静小屋,可供修行者冥想。

继塔泽仁波切之后,阿嘉仁波切仁波切承担起藏蒙佛教文化中心和强孜寺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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