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迷路的羔羊——红色作家李广田的人格悲剧

0
38 views
次阅读

作者:桑宜川 博士   加拿大华裔学者

李广田先生已经驾鹤远去,弹指间有四十多年了。如今他与那些倍受磨难的上一代文人学者一道,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带走了他们曾经发出过的报国之音,曾经有过的满腔热情,曾经甘愿为了主义去殉道的信仰,时至今日,那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延续下来的悠长尾音,也终将消歇。然而,对于当代中国,我总觉得倘若没有了他们留下的无数悲情故事,以泣血的历验来昭示其屈死,或怨死,或惨死,生命已不存在的意义,作为观照,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人或许就不会真正懂得反思,不会留住”明礼义、知廉耻”传统,不会守护良知,不会把神还原为人,因此,倘若听任历史记忆的逐渐消失,熟视而无睹,那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反之,即便从记忆里读出的都是泪水,也是有益的。

历史记忆:死不瞑目的文革怨魂

上世纪的”文革”时期,那是1968年11月2日,李广田先生不明不白地屈死在昆明城郊一处名叫”莲花池”的水塘中,后来被广泛地认为死于自杀,按照当年的说法,这叫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或者干脆简称为”叛党”或”叛徒”二字,一沾上边,即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也替施虐者脱尽了干系,不承担草菅人命的任何法律问责。然而,据目前的文革史料记载,至翌日被人发现时,李广田先生满脸呈现淤血,眼睛尚未合上,脖子上有绳索捆绑的痕迹,后脑勺上有明显的打击伤痕,可见被谋杀的证据确凿。后来,许多人曾对于李广田的死因提出异议。但是那年那月,中国的公检法彻底瘫痪,没有谁敢去帮李广田验尸,调查死因并写成文字。因此,他的遗体很快就被狷狂的红卫兵运走,自作主张地火化了。

这个莲花池可不是普通的荷塘水榭,相传是佛家命理中结束生命的好去处。明末将军吴三桂的爱妾,苏州名妓陈圆圆就曾于此投水自尽,诗词佳句”冲冠一怒为红颜”讲述的就是这段传闻,一代天娇,转眼间就香消玉殒。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改革,莲花池边开了大饭店,卖云南的佳肴”过桥米线”,生意兴隆。饭店里有花园,有新立的石碑,记载陈圆圆的身世事迹。但是,园子里却没有记载李广田先生在此罹难的任何文字或碑文。这让我想起了老舍先生投水的北京太平湖,至今湖边也寻找不到任何碑文,只有湖边摇曳的芦苇丛,在寒风中发出的沙沙作响声,默默地述说着那一段让人欲哭无泪的悲情故事。

其实,现代中国的士者从来就不乏屈死怨死的题材,文革期间因自杀,或称之为非正常死亡的著名文人学者何止成千上万?还记得”四人帮”受审时,最高法院院长黄火青宣读的政府报告里就讲到,文革中被直接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计有十四万人之多!其实,民间记忆远远超出这一官方统计数字。迄今为止,历史还没有忘记他们,不胜枚举:

报人邓拓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写下《与妻诀别书》后,于1966年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岁月里,第一个以死证明自己清白的殉道者;紧接着,作家杨朔在无休止的批斗中,绝望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第一红色秘书田家英因受奇耻大辱,在中南海庭院里上吊自杀;戏剧家老舍也于同年8月24日因不堪凌辱与迫害,在北京投湖自杀;国学大师熊十力,绝望于国事日非,于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以死抗争;才华横溢的文学翻译家傅雷9月3日偕妻双双自缢身亡;头牌红色历史学家翦伯赞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在清华园家里双双服安眠药自杀,他的死曾令毛泽东”龙颜”震怒,认为拂逆了他的面子;报人储安平因言获罪,当了几年的大右派,还没缓过秽气来,也在文革中未能逃脱,再次成为红卫兵们攻击折磨的对象,任意辱骂,拳打脚踢,捆绑游街,无所不为,受尽人身侮辱,最后忍无可忍,他于1968年8月的一天离家出走了,从此人间蒸发,下落不明,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是死是活,无人知晓,成为了”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共和国惊天悬案。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正规红色教育,多来自于中小学语文课本上曾读过的那些优美课文,均为精选出的中国现代散文典范,然而其作者在文革中因被迫害而屈死怨死的不乏其人。那年那月,一介书生在一浪接一浪的政治狂飙里挣扎求生,内心之惊恐可想而知。曾几何时,草菅人命的”主子”与跑龙套的”家丁们”都握有了生杀大权,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思维行事,以言治罪,对弱势群体的知识分子任意施虐,这或许是现代中国最大的弔诡了。

当年社会政治生活的不公和不义无人能够阻挡,因此使得李广田们的死亡成为超出生命常态的现象,弥漫在中国的土地上,然而在当下作家的字里行间,对于死亡的记忆与叙述往往付之厥如。那年的李广田或许是陷于集体狂热中发自内心的崇拜,抑或是在被划为右派的境况中为了自保,违心地称颂毛泽东是”父亲”,无论出于哪一种衷曲,终竟也未能给他的人生带来好运。 然而,这一切都真实记录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过往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多劫。

逝水流年,倍受推崇的红色作家

众所周知,李广田是中国在1958年拍摄的著名电影《阿诗玛》的编剧。该剧的主要演员杨丽坤在1966年也受到残酷迫害。年仅24岁,正是青春韶华,对人生充满了无限美好的向往,竟被当作”坏分子”和”修正主义苗子”多次批斗游街,被塞进不能直立的舞台下面,在黑暗中长期关押,并且多次遭受毒打,最终精神失常,终身未能彻底恢复。在世纪之交的千禧年她去世时仅有58岁,一代名伶就这样被毁了,令人惋惜。与编剧李广田之死得惨烈相比,演员杨丽坤的人生结局则显得凄美,令人闻之落泪。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广田先生亦是散文大家之一,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入读北大外语系,先后在《华北日报》副刊和《现代》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并结识本系同学卞之琳和哲学系的何其劳,出版三人诗合集《汉园集》,时称”汉园三诗人”。他一生著有长篇小说《引力》,短篇小说《金坛子》,诗集《汉园集》(合著)、《春城集》,《圈外》、《回声》,散文集《画廊集》、《银狐集》、《雀蓑记》、《日边随笔》、《西行记》、《灌木集》、《春城集》,理论专著《诗的艺术》、《文学枝叶》、《文艺书简》、《创作论》、《论文学教育》,编选《闻一多选集》、《朱自清选集》并作序等。

李广田出生在山东邹平的王姓的农家,因家境贫寒,从小过继给舅父,改姓李。1923年考入济南第一师范后,开始接触五四以来新思潮、新文学。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后,回济南济南中学教书,1941年秋至昆明,在西南联大南开大学中文系教书;随后不久,他带领联大学生辗转到了四川成都附近的德阳县罗江小镇,在那里开创了国立第六中学四分校,吸引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到校任教,例如孙东生、马克先、桑常山、方敬、陈翔鹤、陶稷农等诸位先生,被称为”国统区”唯一的红色中学;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教授、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职务,既是红色诗人,人文学者,又是教育大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生活在云南的作家公刘、黄铁、刘知勇等人开始研究、整理《阿诗玛》的民间传说故事,但后来他们都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被迫中断了这项工作。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李广田接受了继续整理《阿诗玛》的工作。他深入到许多彝村,听取撒尼人讲述阿诗玛的故事,最后整理完成了彝族撒尼族的民间长篇叙事诗《阿诗玛》。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就在作品即将出版的时候李广田也被打成右派。尽管如此,这部长诗还是在1960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脱掉右派帽子后,继续整理修订这部长诗,并在他的参与指导下,由刘琼拍成同名的音乐电影,受到观众的高度赞扬,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电影的经典之作。

文人自贱,认毛为父为那般?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李广田是第一人,称颂毛泽东为”父亲”,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耀进”时期流传甚广。当时,举国上下陷入疯狂,任云南大学校长的李广田也受到”大好形势”的触动,怀着一颗所谓的”赤子之心”,写下了一首《他在各处行走》的颂诗。这首诗把政治偶像称作”父亲”,这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真是震古铄今,前所未有。文革结束的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红太阳颂》诗集,竟然还将这首诗编入其内,使它在浩如烟海的”红太阳颂”中占据了独特而醒目的位置。李广田写道:

 “走啊,走啊,// 他的脚步带动着我们的脚步,// 他的脚步带动着祖国的脚步,// 沿着社会主义的大路 // 飞跃前进。// 就是他,// 这个巨人,// 这个用坚定的大步走在祖国大地上的人,// 这个用轻柔有脚步走在我们心上的人,// 我们,我们六万万人民,// 我们是多么尊敬他,多么爱他呀,//他比我们自己的父亲还更亲,// 他是我们六亿人民的父亲。”

撇开政治色彩暂且不论,应该说,李广田的散文朴实、淳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花潮》、《山色》等优秀作品脍炙人口,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冯至先生曾说:”广田的散文在乡土文学中是独树一帜的”,这是很高的评价。李广田也是一位诗人,早在1936年,他就与卞之琳﹑何其芳合写的诗集《汉园集》出版了,因之他们以”汉园三诗人”而著称。然而,在文学评论家的眼里,其诗要比其文逊色得多,当然,他也写过像《地之子》、《向往的心》这样的好诗。就这首颂诗而言,实在蹩脚,除了献媚的颂赞之外,再也没有一丝文学韵味与意境。

古人云:”诗言志”,今人说:诗歌是抒情的。那么这首诗有真情实感吗? 诗中采用了那样多的赞颂之词作为铺垫,烘托出”他比我们自己的父亲还更亲,他是我们六亿人民的父亲。”在这里,我们根本体味不到诗人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倒觉得诗人扳着脸孔,像是为迎合政治需要而为街头巷尾制作张贴的标语。曾经的诗人,其情感世界并非如此,

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严父慈母”为特指具象。千百年来父亲之”严”已成定型的概念,因而”父亲”一词断然不会进入现代中国人崇拜偶像的词典。作为文学家、教育家的李广田,似乎要突破固有的思维,洋为中用,把苏联人崇拜偶像的称呼移植到中国,重塑”父亲”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要在中国开拓出歌颂领袖的一片新天地来,以表达一位被时代改造过的知识分子对偶像的忠诚。这或许就是李广田的”志”,然而,却忽略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也没有给他的人生带来好运。

不为阿世,中国士者的风骨

回望历史,建安七子中的嵇康死得就很是潇洒,不畏权贵所逼,临死时他请哥哥嵇喜取来琴,从容地弹了一曲《广陵散》。嵇康面对死亡神色自若,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不悲生命之逝,反叹《广陵散》从此而绝。一代名士悲壮而风流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他以自己高大的人格、绝世的风度,向世人迸发出了最后那耀眼夺目的光辉。

陶渊明辞官不做,解甲归田,晚年之死,更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范例,千古流芳,为后世景仰。人活着不易,能活出人格,活出自我更是不易。今人在褒扬竹林贤人的高峻风骨的同时,或许会感悟他们的人格中也有某种裂变,与现实完全不合作的姿态实际上也是一种不智慧,嵇康的悲剧也就成为了必然。

其实,历史所以能成就建安风骨与魏晋风度,一大批古之士者死得其所,正好反证了在现代中国这一传统的式微。民国时期,士者畅其所言,百家争鸣,胡适先生等一大批学者继承了这种风骨,是为文人典范,不为献媚阿世,是即针贬时弊,又做学问的性情中人。1949年,毛泽东曾通过郭沫若,试图说服胡适,希望能与其他民主党派的部分贤达一样,留在大陆效力,并许愿给予北京图书馆馆长的职务,然而未果,胡适去了台湾。随后,毛将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三人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郭沫若见风使舵,为之呐喊助阵,亦在各种讲话中将相交了几十年的老朋友贬斥为蒋介石的头号帮凶。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学者,不知怎样才说得出口?

做为观照,今天的读者还可看到郭沫若为毛写下的颂诗,描绘了1958年初毛泽东在飞机上办公的情景:”难怪天空是加倍的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诗人李季于同年也写道:”世上有多少崇高的情感,/慈母的爱要比一切都更深沉。/可是,我们却感受过另一种爱,/它比母亲更要胜过十分。”(《难忘的春天》)等等,他们唯恐歌颂得程度不够,唯恐歌颂得不够新鲜,都在挖空心思地表忠心,使得”红太阳颂”像滚雪球一般不断壮大起来。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每天惊魂未定时所做出的选择。当时李广田已被划为右派,受到批斗,但他在写《他在各处行走》时,是否也具有这样的心理状态呢?

人们常说:诗言志。当年赫鲁晓夫称斯大林为”父亲”,于是苏联各族人民都跟着他喊”父亲”,喊得响遏行云,喊得惊天动地,慈祥、智慧、力量全都汇集于那位俄罗斯历史上最显赫的”父亲”身上。但是,在中国把偶像称”父亲”,似乎没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所承袭的观念仍然是”皇权”,独享天子的殊荣;;都希望人们喊他”万岁”,期盼万寿无疆,永享驾驭天下的快乐,那年那月,虽然沿袭了”万岁”称呼,但谁也没想到要把”父亲”一词加在政治偶像的头上。

回望历史,凡是竭力恭维过毛泽东的人几乎都未能善终,例如,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一说的刘少奇,首次提出”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口号的陶铸,均被毛关死在阴暗潮湿的地下牢狱之中,首次提出”万寿无疆”的林彪则命丧天涯,文人的例子就更多得不胜枚举,不一而足。

类似的情形还有郭沫若,从开始就把自己摆在词臣的位子上,但在毛面前,他将感情与原则混在一起,总是诚惶诚恐,完全失去了自我人格。 因此,毛发动的历次整人运动,他都紧紧跟随,从反胡风到反右,到文革,他有时甚至比毛都走得还远。毛说要百花齐放,他就为一百种花写了一百首诗;毛喜欢李白,他就专门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大风卷走了杜屋上的三重茅,也被当作杜是大地主的证据,令人读之哭笑不得。他对毛极尽歌功颂德,把毛看作神,至死都没有觉悟。他病重期间,还把家人叫到身边,要他们记下他的话:”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这段遗嘱,可以解释他一生中的行为。盲从的信仰铸成了他晚年的悲剧,一位具有旷世奇才的诗人兼文学大家在其后半生被彻底扭曲了人格,文才被彻底毁了,再也写不出当年《女神》那样的美丽诗文。

如今,回望两位文化大师,胡适始终是一个人,在权势面前从来没有失去尊严,形象越来越高大。而郭沫若地位虽然很高,人格上却显得像个侏儒,这让我想起他写作《女神》和《屈原》时的风姿,实在令人为他的晚年失节而扼腕叹息!总结两位先辈学者的一生,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反省:读书人怎能失去自己的良知、尊严和人格?

扣问良知,中国读书人的自省

 《孟子》有言:”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体现了儒家思想所倡导的”自省吾身”的一种人性境界。今天,我们再读当年的愚昧颂词时,或许会感觉到,当年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虽然把人类最美好的词语拿来相互组合,但内心的那份生态忧郁还是从干瘪的文字中流露出来。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李广田被调往云南大学当副任校长。1956年他被选为”八大”候补代表,出席中共八大。1957年担任云南大学校长,虽然在这一年发生了中国文化史上最耻辱的”反右”一幕,但李广田并没有受到冲击,相反,他步入自己人生最辉煌的时期。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处呈现着莺歌燕舞的景象。官方控制的媒体把自己的宣传功能发挥到最大化,整天喋喋不休地渲染”大跃进”的成果。还有各地的报告会、交流会、表彰会等,一个接着一个,都在鼓噪着相同的主题。虚假的现象漫延开来,构成人类有文明史以来空前的说谎奇观,中国进入到一个令人迷惑的魔阵。各类文人纷纷也抵制不住内心的激情,用他们最擅长的笔讴歌起救世主的伟大来。称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父亲”的李广田既是这样写下了《他在各处行走》。

然而,李广田称毛泽东是”父亲”,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就在写完”父亲”的颂歌后不久,他带领云南大学的学生参加了大炼钢铁与农村生产劳动。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切地感受到”大跃进”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于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涌向心头,他又大胆地提出了许多异议。这个时候,有人就开始整理他的材料,随之噩运从天而降,在中国流年不利的1959年他被增补为右派,由云南大学校长降为副校长。

那年那月,文革伊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阿诗玛》成了李广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他被监禁起来,遭受严刑拷问:本来阿诗玛和阿黑在传说中是兄妹关系,可为什么要把他们修改为男女的情爱关系呢,这不是在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吗? 还有,阿黑射了一箭,高山就崩裂,岩石就让路,河水还要倒流,骏马还会衔着花去报信,这不是宣扬超人吗? 中国没有超人,如果有的话,只有一个,那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当然斗争会不是艺术讨论会,纵使李广田有七八张嘴,也不能将心里的话向这些”家丁们”说清楚。于是,他被人扭着胳膊,拉上台去批斗,他的脖子上挂上沉重的大牌子,在阵阵口号声中被拖出去游街示众,他在成千上万人的注目下被罚跪,被拳打脚踢,一个知识分子的颜面被彻底扫荡,在全国各地暴虐知识分子的狂潮中,李广田万般无奈,也只好向他写了无数诗文予以歌颂的土地告别:”再见,再见,这一别将永无再见之一日!”是啊,书写历史的标点全是问号,历史的幕后故事全是惊叹号。

从此,李广田对偶像冠以”父亲”的歌颂,也就成了”红太阳颂”的历史绝唱。在漫长的人生路途中,李广田与同代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也历经了人生的许多大喜大悲、许多坎坷曲折,或许这不能不使他在书写自己悲剧命运的同时,也从无情的流水年华中去思考人的命运,尤其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客观上,李广田们通过自己的死,引起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反思。

挥不去的是记忆,留不住的是年华。在宏阔的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文人”折腰”已形成了一个文化生态链。我们在回顾李广田先生的惨死遭遇时,如果将他放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中,或可看到那年那月,左倾思潮不断膨胀的时期,这一人格悲剧的必然,亦如同一座时代大钟,或可返回到起点,但已不是昨天。

《诗经》有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句话说得实在醒世!历史本身就是一面”殷镜”,离我们并不遥远,当我们拂去表面的尘埃,那些淡出的影像就会重新清晰地映入我们的眼帘,李广田们的现代人生悲剧似可永远引为后世之诫,不会因为朝代更迭,岁月变迁,时光流逝而失去其鉴!

完稿于加拿大温哥华

2011年12月16日

留下一个答复

Please enter your comment!
Please enter your name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