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会客室:中国2011年大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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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9

还有两天就是2012年,回顾2011年间与中国有关的各大事情,我相信,不少听众都能道出多起重要事件。今天我请来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副教授同各位分析,中国今年发生的中国茉莉花事件以致刚结束抗争的乌坎村事件,香港及台湾的选举等,个中重要的议题。

去年底中东以致北非发生的茉莉花事件,在今年初便突然间迅速吹抵中国大陆。数月下来,引证了有关的风暴并未丝毫影响中国的领导层,为何这股茉莉花风暴未能影响中国?

「我相信由前数年的颜色革命致最近中东茉莉花革命出现后,中国对维稳更加强,任何事件或运动都可能会牵起民众的参与而且针对共产党的统治,官方会用强硬的方式回应。

但是,中国始终不是埃及或北非,看不见有条件在短时间内出现如这般的一个革命。在一些国际调查看,相对很多其他国家而言,大部份的中国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仍相当高。一个大的国家有部份人非常不满,每天会有抗争的事情发生,所以,中国整体上仍可稳定局势,仍有相当部份的人对其有信心。这点跟经济仍然良好持续有关。此外,国家不断提倡爱国主义使之稳定了相当部份的人。

另方面,政府对公务员及军方的待遇提升,令这两股力量不会出现重大分裂或对领导层不满,所以,中国政府在这一年里抹了一把汗,因为未有真正出现推翻共产党的运动出现。

「在中国的研究里看到,民众对中央政府仍有强的信任,但是,当政府的层次往下降时,当地民众对当地政府都有一种贪污腐化的感觉,有不满。它跟美国的调查刚好相反,美国的地方政府一般民众信任,到联邦政府时,民众一般都不太信任,因为觉得当中有党派之争。

在中国而言,即使地方政府多么腐败,整个社会仍未乱,民众仍相信中央有一群英明的领导人在领导着,首先你仍可目睹经济领导发展;第二,有如温家宝般的领袖使你仍相信有良心的领袖在上位,只是,国家太大,他们无法把一些好的政策在地方落实或无法管得到地方的贪官。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迷思因为不是很多人可以跟中央政府有直接接触,但是,这种信任就已经很稳定地稳定局面,除非这些人一直把这些问题上升到中央,如到北京上访,他们便会开始发觉原来到北京后,不代表有好的官员回应其问题,久而久之,他们慢慢地会对中央的官感有变化。

可是,直至目前,仍有很多民众有这样的看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地方的抗争是会骂地方官员,盼望中央派员到当地惩治贪官等地方官员,这信念迄至这一刻仍然相当强。

可以说,中央政府以经济改革、提高各地爱国主义精神,兼有数名领导人较有远见及得到民众的支持把中国稳定下来。」

今年十二月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村民因农田被村委会代表不法出售、村民代表无端死亡等事件,继而自选代表跟地方政府谈判,更组织自卫队与警对峙,这又是否代表年初中国茉莉花的馀波仍旧发挥作用?陈健民却认为两者并不相同,他认为乌坎村是维护农民的权益,并不是挑战共产党的统治,因此,两者性质并不相同。此外,陈健民觉得,乌坎村抗争事件可以结束,跟广东省领导人汪洋近期在当地推动一种社会创新的理念有关,汪洋冀望能与社会里不同的「力量」有不同的对话,使之有更多机会参与决定当地的政策。因此,在这思路上提高了更多空间,让是次事件有妥协的馀地。换句话说,抗争的民众保持非暴力及不挑战政权的本质,中国广东省又尝试走新的路线,方可能达致较好的结果。

那乌坎村村民自行拣选的代表最终获广东省落实他们的合法地位,这民选的选举制度能否在其他地方推行?陈健民却不表乐观。

「我暂时仍不太乐观。在地方选举中包括早前的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目睹不少独立参选人士受到很多障碍,不会把他们放在候选名单上。地方政府在当中有很多利益,他们会蕴酿及推举一些跟上层关系较好的人,这是整个国家的架局。

是次乌坎村事件,当广东省派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到当地时,他也说要落实地方选举,我猜他的意思是,他也看到地方选举的腐败,现推举了一些新人,我相信朱(国明)最终会将这新人纳入村委会的结构里,并不是成立新的社会组织代表民众。所以,我估计结果会是做好一点地方选举,并不是要有一个新的民间组织。

做好了地方选举是否代表可慢慢整体地在全国推行?我觉得现时仍言之尚早,地方若有很大的发展潜能,土地若有价值,政府就逾想加以控制。这些事除非中央有很明确的措施,否则某地方做了如广东,其他地方会否学习?我不觉得短时间里可以看到这可能性。」

中央不会在全国推行如乌坎村村民的选举制度,其中的忧虑又是什么?

「我觉得中央处于一个矛盾的位置,一方面他知道这些选举能够更加公开透明便可产生力量监督地方的官员,因为由上而下的监督已做不到,需要倚靠这种方法。可是,另方面中央又很害怕若真的开放选举,社会会否出现在共产党以外,很多社会、政治力量威胁这政权?在考虑这点时,中央又不敢推到很尽,把整个选举做到很公正。

所以,我觉得共产党一天未对自己统治的信心足够,我仍未能看到他有大刀濶斧的措施使这些选举可以公开兼透明做,因此,归根究底问题是共产党是否对自己有信心,有认受性?

我觉得现阶段中国仍未能发展到中等发展的国家,他们的目标是2020年,在这之前他们以稳定作为重点,能全面推动公正的选举,我暂时仍未能感到乐观。」

面对中央对自己的信心仍然薄弱,香港的民主进程能够再向前迈向一步,看来也不感乐观?

「现时建制派内两名特首候选人即梁振英及唐英年是否仍可继续竞争下去,仍是疑问。他们十分担心若民主派派一人参选,建制派则二人,会否分薄票源?再者,民主派可利用这机会成为关键小数,影响特首未来的施政,要他承诺一些东西以取其票数。他们都有这类担心,所以,你可以知道中央未完全放心香港可以实行好有竞争的选举。

问题是,这么可以控制的选举仍不放心,我们怎可期望2017年可有真正普选特首的时间呢?老实说,很多人对2017年是否可以做到(普选)仍有很多疑虑,因为有限的竞争中央已这样担心,怎可以想像他可以完全放手?因此,我觉得香港即使至今对民主选举的问题上甚有争议,因为中央一直未能够给予港人有信心能放手接受一个公开、公平的选举,且结果未必是中央接受。我暂时仍未见中央达致这信心的境况,所以,香港的民主发展事实上非常受到北京的影响。」

中央人大常委会在香港政府2010年提交的政改方案后,终一锤定音,香港明年的特首及立法会选举中仍旧没有普选,但是,同时间公开地表示,2017年特首可以先由普选产生。倘若2017年仍旧好似现在般停滞不前,届时不独影响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间的地位之馀,亦同时间影响香港这大都会的印象?

「我们若细心看人大常委过去有关香港2017年可以实行选举的部份,再看一些人员在解释当中的详细决定,你会发现他们在讲的是投票者即选民是可以符合国际标准。我相信中央既然能够公开地向全世界宣示,我相信到2017年时仍会容许香港市民届时一人一票,现时,担心的是候选人的筛选问题,有没有一个严格的筛选,即候选人先经过中央能够接受,之后才交予香港人普选呢?这问题迄今仍未见中央作任何承诺在
提名上,符合国际有关普选的标准。

这点做不了,中国大陆现时进行的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你也可以说是「普选」,都是一人一票。可是,问题是候选人是共产党蕴酿出来的,独立候选人好难进入候选名单,因此,这「普选」是没有意义的。

故此,中央不会觉得自违反承诺,倘若他只把普选视为选民是普及而又平等的标准,他在候选人上仍留有一手。所以,在未来数年很重要,如何争取候选人的提名权。若到那时刻,香港人有很高的期望,中央却设下很高的门槛引致没有真正的竞争,我相信香港届时会乱,特别是年青一代对这普选进行得那么缓慢时,他们会站起来抗争。

我相信特区政府很快会面临这问题.因为下一次选举是在2016年及2017年的选举,若届时仍未制定,我相信20144年会是另一次政改,2013年便会就此进行讨论,因此,下任特首在2012年上任后,不足一年便要处理这问题,所以,这问题是迫在眉睫。」

按此推敲,下任特首必然是有所谓在香港政府内工作过的唐英年当选了?

「香港现时觉得建制派有两名候选人,简俗化点讲是工商界跟土共即本土亲中央的人士对垒。现时本土工商界的力量相当大,你可以目睹选委里的工商界较多站出来说明支持唐英年,因此,看来唐英年的胜算稍高,除非梁振英可以做到其民望远远超出唐英年,届时中央不得不三思。所以,梁振英好希望与唐英年有更多的公开辩论,相反,唐英年一直逃避这问题。

唐英年若能保持民望不是太低,他获胜算的机会不低。问题是,我刚提及的就是普选的挑战。

学者们会觉得不管谁获选为特首,一旦这人出任后不理顺选举问题时,他会面对很大的困难,就算以前没管治经验的董建华跟一名有管治经验的曾荫权,结果是,曾荫权上任后在施政方面处处遇上困难,民望又不高,我看不见唐英年会较曾荫权有实际的管治经验及能力,所以,我估计他上任后,会更加是一个弱势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如何面对选举的问题,这更使人感到忧虑,他如何能好好地把香港人的意见向北京转达,找到平衡点?他的政治能力的确使众多人感到忧虑。」

明年一月八日,香港泛民亦设下了一个特首候选人的初选机制,让两名民主派的人选分别是何俊仁及冯检基参与初选,由符合投票资格的香港市民投票选出。这初选机制又能否成为一个好的模式,协助港人向中央争取普选?

「我相信香港民主派的表现可影响到中央估计当整个政治制定开放后,香港会出现一个怎样的局面。倘若香港的民主派有理性、制度及步骤处理问题,这是好可以令中央放心,如现时民主派中容许有这初选的机制,中央会见到激进派不能够透过这初选的机制可以跑出来,他便可能较放心即使开放出来,激进派也未必可以上台。

另方面,若民主派能与中央有更多沟通,对未来选举的方式能设计一些做法能让代表主流香港的人才可上台,他便会较放心,例如我们若能学似法国有两轮投票,确定谁人当选都一定要取得超过百分之五十时,过于做偏峰的人便没太大机会出选。

台湾的陈水扁当年取得百分之三十、四十仍能出选,是因为对方出现分裂,所以,若有两轮选举时,陈水扁未必可以当选。我相信,民主派一方面要身体力行试范予中央看,他们能够有理性、步骤来推动民主改革,另方面,亦应提出一些方案让中央放心。

现在大家都当2017年有真正普选,我们需要为这事情作准备,建立传统及制度,如何在相同理念的党派内产生候选人,到那天真的到临时,建制派其实也要面对这问题,倘中央真担心票会被分散败于民主派,建制派内其实也要搞初选。这些制度其实也是一个示范让亲北京或建制的人看到,如何在一个理性、现代及平和的方式处理在同一个党派内的矛盾,这对长远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是甚有帮助。」

台湾明年一月便进行总统选举,陈健民认为倘若台湾选出好似陈水扁风格的人当总统,实行去中国化或独立之路,中央一定会对整个区域的稳定性更紧张,因为这分分钟涉及战争问题。在这状态下,香港的政治发展会更困难,所以,台海的发展关系如何,是对香港的民主改革有一定重要因素。陈健民谓,他希望目睹的是,不管台湾那政党上台,倘台湾的主体民众是要求一个两岸和平时,即使民进党的蔡英文上台,她都会走一条较务实的台海路线。中央要知道民主不是坏事,若民主能令民意实现在执政党的政策上,倘若台湾的主体民意是走向温和,追寻和平时,谁上台都要尊重民意,这对中央北京政府而言,他会看见民主不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且是可以稳定局势。

陈健民更道出中央政府学聪明了,由以前试图打激民进党的选情而变相帮了民进党的选情后,改为不再只面向台湾两个党派,而是直接面对台湾的选民。他相信,在这过程中,北京政府也在认识民主是什么一回事,尤以现代民主的游戏规则,使其可更懂得如何跟一个已实行民主的地区相处。这样可慢慢放心让香港走上民主之路。不过,这视乎中央领导人物的组成是否同样拥有广濶的胸襟。陈健民又是否相信已甚嚣尘上的人选包括习近平、李克强及簿熙来等人有这广纳民意的胸怀,明白民主的好处?

「现时新的领导层从教育水平而言,已越来越提高,因此,他们对世界的管理或治理方法是要采取更开放的态度,接受能力该更强。但是,他们未真正上台,真正的脸貌往往是不会展现出来,所以,现阶段难说,即使上台后仍需要稳定局势,我亦不相信他们上台后便立即够胆在政治上采取较前进的姿势,所以,可想像在上台后首年间,他会做一些稳定局面的事。我估计习近平上台后数年,我们方能够看到他在政治问题上会走向一个更加民主改革的路,或是一条保守的路。

我相信这些领导人都是出生在一些革命世家里,他们都目睹自己的父母做一些大决定的人,他们都应该不会畏首畏尾,敢于做大决定的人。可是,这大决定是向左或向右,我们现阶段没办法可准确地看到,仍需要待他们上台后再观察。

总结而言,我觉得整个中国领导层的教育水平提升,我认为走一条非常保守兼强硬的措施,走这回头路的措施应该越来越细。我目睹不同的路线在竞争中,如重庆是一种「唱红打黑」的模式,但是,广东现在谈「共建共享」,深圳早前更讲「公民社会共同成长」,走一条较开放创新的路向,因此,我见到中国内部的第二梯队有人在试不同的模式,我见到有竞争。现阶段很难讲谁代表中国的未来,我觉得以中国现时的国策而言,相信有大刀濶斧的政治改革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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