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乌坎冲突和解,谁是决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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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海内外的广东乌坎抗暴事件,从今年921日起,至1221日,整整历经3个月。起因照例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官与奸商合谋夺地,坑害民,官逼民反。

乌坎村民生猛,拒官府于门外

抗暴期间,村民派出代表与官府判,官府竟将村民代表投入监狱,其中一名村民代表薛波,于关押两天后,离奇死亡。官方宣布薛的死因是“心源性猝死”;但看了体的死者家属发现,薛遍体痕与血,明是因酷刑或暴打致死。官府拒不交薛的体。于是,坎村民求,又增加一回薛的体,调查死因,追究凶手。7千村民为薛锦波举行追悼大会,规模比“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来得大。

官府派出上千武警,围攻乌坎村;乌坎村民生猛,齐心自卫,以木棒、砖头、农具为武器,奋力击退官兵。随后以树木、土石筑起路障,阻止官兵来犯;并成立纠察队,盘查和防范当局派来的便衣与卧底。

乌坎村民赶走该村共产党干部(涉贪的村支书和村主任后来被当局“双规“),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这个乌坎村,原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彭湃的故乡,彭湃发动农民,以武装斗争,建立起第一个共产党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最早迎来共产党政权的乌坎村,如今,却成为第一个赶走共产党的村。历史仿佛是一场讽刺。

大量外国记者涌入乌坎村,使乌坎抗暴成为国际事件,无形间,也带给乌坎村民几许安全。官府虽借机耍赖,赖上所谓“外部势力”、“敌对势力”,但要说马上镇压,又不免有几分投鼠忌器。

官民对垒,警民对峙。官府使出下三滥手段,对乌坎村断水断粮断电。13千乌坎村民,在存粮仅剩几日的危急情形下,酝酿突围,到陆丰市政府请愿。

官方罕见让步,村民相应妥协

就在此时,1221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率领工作组,到达陆丰,与乌坎村民代表、抗暴领袖林祖銮谈判,当即答应乌坎村民三项要求:释放被捕村民代表;归还薛锦波尸体,验明死因;承认村民自己成立的组织—- 临时村民代表理事会。官方让步后,村民相应妥协。官府撤回围困乌坎村的军警,村民则收起抗议横幅,撤出村口路障,取消了原定于当日举行的示威。

乌坎事件的和平解决,村民的奋勇抗争是关键。如果村民没有持久抗争,或者,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上畏缩、退让,都不会有后来的结果。当局的让步,明显是被动和被迫的,否则,事情不会拖上三个月。

仍须警惕当局秋后算账

但乌坎村民仍须警惕当局秋后算账,共产党内行于此,不仅留有无数前科,而且,具体到此案,当局答应村民诉求,仅有口头承诺,并无书面协议。针对三条承诺,其一,虽然三名村民代表已经释放回家,但却以“犯罪嫌疑人“身份,取保候审,被当局留下尾巴;其二,当局虽同意交换薛锦波遗体,但声称要解剖,家属并不同意。薛遍体外伤,连手指都遭截断,显遭酷刑或暴打,何须解剖?酷刑或暴打中,完全可能导致心脏并发出问题。解剖,莫非还是要将死因导向”心源性猝死“的官方结论?其三,承认临时村民代表理事会,但期限只是三个月,一旦土地纠纷解决

,该理事会仍将被解散。

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虽表示:“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理解和原谅群众的一些过激行为,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但语带威胁:如果“继续煽动村民与政府对抗,死心塌地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必当追究。”

“死心塌地“、”敌对势力“这类用语,是中共的老套,连当权者自己都不相信,不过找把柄而已,正如前段时间,汕尾当局妄称:“有境外力推波助,致使本已平息的事件又重,改了事件的性”大有化“人民内部矛盾”为“敌我矛盾”之势。异曲同工,都是预留镇压借口。

富裕起来的民众,更有维权意识

引人深思的是,不论是先前的东洲村,还是今日的乌坎村,抑或海门镇,都是相对富裕的沿海地区相对富裕的村镇,一个富裕的沿海村,往往比内地的一个镇还要气派;一个富裕的沿海镇,往往比内地一个市还要阔绰。百姓因为穷困而造反,这是老观念;现实中国,富裕起来的民众,更容易起而维权,挺身抗暴,那是因为公民意识的觉醒,不满贫富差距,不齿贪官奸商。“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现象,与“人生而平等”的近代世界文明理念,不谋而合。

由此观之,中南海的唯经济论、视人为单纯经济动物、动辄唱“民生”高调,并未能抵挡民众的权利意识,甚至,也未能阻挡民众的参政意愿—— 角逐“人大代表”的独立参选人,今年涌现者,为历年最多。

除了公民意识的觉醒,沿海与内地农村的人口结构不同,也呈现不同的抗争力度。在内地农村,多数青壮年外出打工,留下老弱与幼小,面对官商勾结强征土地、强拆房屋,即便有心抗争,老弱幼小又怎能担当抗争主力?沿海农村则不同,青壮年并未流失,还可能有外来人口的补充,一旦抗争,青壮年就是现成主力,只要齐心协力,如乌坎村民一般,就足以令官府生畏。

汪洋的“广东模式“见效?

官民各让一步,乌坎冲突转入和平解决轨道。一个双赢的结果,受到外界好评。承认民众自己选举成立、而未经(官方批准)登记的民间自治组织,更创下共产党执政下的先例。在这里,最值得探究的一点:在中共党内,有关这一事件的决策,究竟到达哪一个层次?谁是决策人?

代表官方出面谈判的,是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但朱显然不是决策人,而只是执行人,至多有建议权。如果决策人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可证实汪洋兑现他的开明政策,不愿以高压手段对付民众。可以追溯到是,在此之前,1123日,广东当局出台新规定,为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松绑。承认乌坎村民自治组织,符合这一规定精神。

更重要的是,如果决策仅由广东省当局做出,说明地方权限已充分扩大,“党中央”不再或无法包揽一切。换言之,中南海或将社会治理权责下放地方,由地方政府负责“维稳“,软硬由你,只要能解决问题。

间热议并对比薄熙来的“重模式”和汪洋的“广模式”,前者向左,如文革重;后者朝右,更加开明。人们怀疑,是否只是表面文章?薄、汪互,各自要新立异,以期先声人,争取“十八大”上位(政治局常委)?

人们看到,庆还是广,生活都自自地行,并不受地方官什么“模式”的影响。就说乌坎村起事,就并非冲汪洋“开明政策”而来。因为,早在江泽民亲信张德江掌粤的2005年,同属汕尾市的洲村,就大了一,也是因为官商勾结,谋地害民。警民对峙7个月,结果以官府血腥镇压收场。

“广东模式“不是今年乌坎或海门事件的起因,但却成为解决两起民怨的更有效手段。乌坎冲突得以和平解决之后,海门抗议,也在当局保证不再兴建电厂和答应释放被捕民众之后,归于平息。这证明:解决民怨,和解比镇压更有效。汪洋”广东模式“的见效,或迟或早,将影响全国。

胡锦涛地位弱化,中南海内气氛生变?

乌坎村民有标语:“乌坎人民冤枉!”“请中央救救乌坎人民吧!”…… 可见,乌坎村民起先并没有指望省政府,大概预料,省上也做不了主,只巴望远在北京的“中央”能做他们的“靠山”,仿如古代平民“告御状”。

深居中南海的“党中央”,按理,完全没有必要为地方贪官污吏站台,完全可以借民怨查贪官,一则树威自己,二则收揽民心。可惜的是,迄今,华夏民众一次次喊冤,“党中央”最后的选边站,都不是千呼万唤的黎民百姓,竟是那丧尽天良的贪官污吏。那原是既得利益使然,上下官僚一体,维持政权。

与彭湃不同的是,如今的乌坎村民,似乎并不打算与“中央政府”对抗,很有策略地与官府周旋,申明绝对不是起”,意即,并非利比或叙利那种情况,“党中央”派“定心丸”;但地方吏,坎村民誓:不妥如果中南海的选边站,仍然是地方贪官污吏一方,乌坎民意民心,则随时可能生变。而中国境内,已积累多少乌坎民怨?长此以往,难免有朝一日,中国不会变身另一个利比亚或叙利亚。

如何应对乌坎民变?再次拷问了中南海。如果又要杀人,谁负责?是地方,还是中央?如果是中央,下达屠杀令的,会是即将卸任的胡锦涛,还是即将接任的习近平?胡锦涛杀得太多,累不累?习近平还没试过,敢不敢?

如果和平解决乌坎事件的决策仍出自中共高层,只是由广东省当局出面落实,则大有文章。因中南海内,并无权威人物,决策乌坎,九名政治局常委中,只要多数、或微弱多数不同意镇压,杀人的决定,便无法下达。这似乎表明,依靠镇压起家、并素有镇压思维的胡锦涛,随着“十八大“来临,地位进一步弱化,中南海内,气氛生变,强硬派难以再占据上风。

极左强硬派代表人物周永康的最新表述,更可能是这一气氛变化的写照,乌坎事件暂时缓和后,周永康把江泽民当年”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说法,改成”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用”解决“代替”消灭“,但愿是中南海某种思维的变迁,而不只是玩弄词藻。

需要进一步联想的是,一年内,国际风云变幻,在多大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中南海诸公的心理?从北非到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尤其利比亚和叙利亚人民的起义,得到国际社会大力支持;美国和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全包围,令“崛起“的中国尴尬万状;缅甸军政权突然开启的民主改革,既没有引发国内乱局,更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内外祥和;俄罗斯民主呼声陡然升级,普京的半独裁统治受到空前挑战;还有,仍由共产党当政的古巴,也开始释放政治犯。这一切最新演变,民主化的大势所趋,难道还不足以摇醒中南海梦中人?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2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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