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回眸2011,展望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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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和春节期间,友人相见或小聚,除了互祝致意之外,最多的谈话大概要数对这个新年的展望了。这既反映了朋友们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切,同时也表露出希望与忧虑并存,却又茫然莫测的复杂心情。由于中共将在今年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领导班子,而这个班子的成分和结构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发展趋势,所以这新的一年就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任何智者能者都难以准确地推测这一年里社会政治经济的走向,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学识和智能,作出各种各样的判断和期待,同时谁也没有把握肯定自己的判断完全准确和期待能够实现。这大概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心态。

在零零碎碎的交谈中,我也谈了一些看法,现在综合起来,与更多的朋友交流。

2012年是2011年的继续,要推测2012年及此后的发展趋势,应当从回顾2011年开始。总的说来,已经过去的这一年的形势,既复杂严峻,又给人以希望。最近在《五柳村》网上读到沙叶新对2011年的评价,他说:2011年是“最近三十年来思想最为活跃、争辩最为激烈的一年,也是最具变化、最具展望前景的一年。”这个判断很有道理。但思想活跃和争辩激烈也有它的历史积累,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是从民主革命的高度,从改革和垄断、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高度来观察2011年的。当我回顾2011年和展望2012年的时候,我既充满着热烈的期待,又怀着深切的忧虑。期望的根据是2011年发生的、开始的许多事件和动态,可以为2012年的社会进步与发展,提供起步的跳板;忧虑的是专制势力的过于强大,权贵豪强的日益嚣张,使2012年的发展隐伏着许多不易预测的变数。

一、关于经济领域的回顾与展望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革命就进入了以改革和反改革、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阶段。这个矛盾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和垄断体制的矛盾与斗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把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这是没有找准问题的焦点。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计划,因而不存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的矛盾与斗争;同市场经济相对立、相矛盾、相斗争的是垄断体制。所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把垄断经济改革成为市场经济。从三十年前的垄断经济一统天下,到今天民营经济奄有半壁江山,是垄断经济不断被突破、不断被取代的过程。因此,改革与垄断的形势如何,是考察经济体制改革前进还是倒退的主要标志。

进入21世纪后,反垄断的改革形势颇不乐观。当然,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较快,尤其是民营经济,这同十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经济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有关。但由于权贵资产阶级的壮大和政治权力对垄断经济的庇护,民营经济一直处在苦苦挣扎之中,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逆向发展趋势。国务院在2005年和2010年先后发布两个“36条”,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向垄断领域进军,却受到权贵势力的阻挠,进展甚微。

但201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颇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如金融为中小微企业服务,一年来已成为许多金融机构的最热烈的话题。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不久前就表示,工商银行今后将把服务中小微企业作为工作的重点,这已经不是“要我做”的问题,而是“我要做”的问题。该行中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已达3万亿元,包括小型企业6254亿元,微型企业2698亿元。民营的民生银行自2009年以来为37万户小微企业贷款3600亿元。许多商业银行近一两年来开设了专门为中小企业或小微企业服务的窗口,他们的视野从只盯着国有企业和大企业,逐渐向中小微企业转移。民办金融机构虽然没有完全放开,但许多地方出现了变相的金融组织,如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互助基金等,发挥着为小微企业解困的作用。

长期以来,民营中小微企业受制于资金匮乏,发展受到严重的束缚,有的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却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以至企业倒闭破产,老板负债逃亡或自杀。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温州,去年就出现过许多民营中小企业老板出逃或自杀的高潮。这是金融垄断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根本出路在于开放金融业,这是2010年发布的第二个“36条”的主题,但垄断势力却竭力阻挠,如规定民办金融机构“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要转为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必须由国有银行控股等。在金融领域,改革与垄断的斗争十分尖锐,进展十分困难。因此,任何有利于民营中小微企业的细小进步,都是值得高兴的。预料金融体制的改革在今年会有所前进,金融业向中小微企业倾斜的进程将不可逆转。如果在允许民办金融机构方面能有所放松,那就是民营中小微企业的福音了。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2011年是艰苦挣扎和有所进展并存的一年,由于资金紧张,成本上升,加上高利贷猖獗,许多民营企业纷纷倒闭。但据有关部门统计,这一年内新建的民营企业数,还是多于倒闭户数。这反映了民营企业的活力。去年11月7日财政部发出通知,对小微企业暂免征收2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胡锦涛和温家宝一再表示要“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凡是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政府就不要设定行政审批。”这些政策性的意见如能很好贯彻,无疑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在2011年里,走出国门到海外寻求发展的民营企业显著增多。如果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头十年主要还是我国吸收外来投资的话,那么,从今年开始的第二个十年将是中资进入世界市场,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十年。在这个发展趋势里,民营企业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已经过去的一年里,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以垄断为主要特征的国有企业向竞争性经济领域的扩张,在某些方面挤压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垄断反垄断的斗争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两个“36条”并没有保障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相反却出现了垄断企业蚕食民营经济的现象,这确实很令人失望。国进民退是否会在2012年进一步加剧,演化为激烈的冲突?由于国有企业有国家权力做后台,民营企业在竞争和冲突中明显处于劣势,这个趋势是应该密切注意的。

在改革与垄断的斗争中,2011年最值得称道的是对房地产业的调控。一年多来,国务院不为房地产豪强及其代言人的叫嚣所动,坚持调控不动摇,硬是控制住几年来疯涨不止的房价。与此同时,严令在2011年内开工建设一千万套保障房,五年内共建设3600万套。加上公租房的建设,将使上亿人得以避免地产豪强的剥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强调坚持对房地产业的调控,使房价合理回归。至于回归到什么程度才算合理,恐怕很难有一个定量的标准。有的学者估计今年房价有可能下降25%—30%,这也许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幅度。当然,对老百姓来说,能降得更低更好,但就房地产业本身来说,这也许是下降的极限了。如果需要另辟蹊径,就应从降低地价入手。这几年房价飚升,是同地价飞涨分不开的。如果地价能够下降百分之五六十,房价还有可能下降百分之二三十,使房价回归的“合理”水平达到50%左右。不过这牵涉到土地制度等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就不多谈了。

二、关于政治领域的回顾与展望

在政治领域,从社会表层来看,2011年继续呈现出专制一面倒的严峻状态。但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却在继续高涨。温家宝在一些公开场合高调呼吁政改,受到官方舆论的冷落,在民间和海外却获得广泛的欢迎。这个话题在2012年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扩展。

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未见进展,但在体制的外围却进行了短兵相接的交手,主要表现为政务公开和“三公”经费公开。政务公开的提法,首见于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政治报告。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但收效不大。去年8月2日,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再一次推动政务公开。各地有些反响,也有所行动,国务院的一些部门和许多地方政府,先后建立新闻发言人、政务接待日和信息发布平台等制度,但仍然阻力重重,有些地方甚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值得高兴的是,许多地方政府开通微博,作为官民沟通的渠道。据《北京参考》12月13日报道,官方微博在2010年还只有600多户,2011年内就发展到两万户,其中政府微博一万多,官员微博近九千。微博为政务公开和民众监督政府工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基础,预计官方微博在2012年内还将有比较明显的发展,这个趋势对于推动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关于“三公”经费公开的问题,是温家宝在去年5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来的。他明确要求中央各部门公开本部门2010年度“三公”经费决算和2011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情况。据《人民日报》报道,到8月2日,已有92个部门公布“三公”经费预决算,贯彻之快,是多年来少见的。虽然各部门公布的标准不一,有粗有细,有详有略,但总的说来,开局还比较顺利。

政务公开和“三公”经费公开,有助于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有助于民主的推进。虽然仍有阻力,但“两公开”的列车既然已经驶上了改革的轨道,就没有理由停止下来。反腐清廉、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是民众对十八大新领导班子的最大期待,这方面虽不能期许过高,但有所进展还是很可能的。

近几年来,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与剥夺愈演愈烈。大量占地拆迁事件由经济问题演化为政治问题固不必说,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也都控制极严。漠视人权,已成为专制政体的一大痼疾。2011年对维权人士、异议精英的监视、控制、迫害,对民间活动的禁止、打压,都达到了空前严酷的程度。去年有多批民间人士前往山东临沂东师古村探望被恶法判刑、已经刑满释放的盲人律师陈光诚,都无例外地遭到阻拦、堵截,甚至殴打、关押。

与侵害公民权利相抗争的维权运动,2011年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转机。尽管在十几万起的群发性事件中充满了暴力镇压,但也有一些成功的范例。如大连和广州的“PX事件”,在民众的强烈抗议下,最终都停止了PX在当地的兴建。尤其是近几个月发生的“乌坎事件”,民众的抗争既掀倒了最基层的贪腐专制的暴君,保卫了民主选举的成果,也索回了部分被非法侵夺的土地。在事件演进的过程里,广东省委对维权村民的明确支持和市县当局的粗暴镇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官民严重对峙到顺利和解,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可以成为2012年官方处理维权事件的重要参照。《人民日报》12月22日发表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指出:“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可以说是摸到了“乌坎事件”的脉搏。作为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形式,维权运动的成果意味着民主运动的胜利。乌坎村的民众在整个事件过程反映出来的权利意识的觉醒,斗争的坚决和成熟,都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记录在维权运动的历史上。

去年3月,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主席台上提出了八个“确立”和五个“不搞”,全面地宣示了专制主义的治国方略,体现着改革三十年同前三十年在基本路线上的继承性和理论思想的一致性。近几年来,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在政治理论思想战线上的交锋不断,高潮迭起。随着朝野关于自由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权贵势力和毛左派发动了对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大讨伐。吴邦国委员长的“八确立”和“五不搞”,实际上是对这几年的理论交锋的政治总结。我在去年用了半年的时间,从理论、历史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八确立”、“五不搞”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清算,揭示这些以社会主义为名的意识形态格局的专制主义实质。我认为,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中,“八确立”和“五不搞”所宣示的路线方针和理论思想究竟是对是错,具有十分重要的根本性、基础性的意义,很有必要在2012年及此后几年里,持续地开展一场全社会的大讨论大启蒙,使广大民众分清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界限,从假冒伪劣的社会主义里解脱出来。2012年如果在这方面能够出现有所突破的朕兆,就是很值得高兴的了。

去年飚兴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旧话重提,来势汹汹,令人瞩目。它的涌现反映了一部分精英和民众的复杂心情,他们既希望现行政治体制能有所变革,又不愿放弃原有的政治传统,于是就有了高举新民主主义大旗的社会新动向。但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2012年及十八大后的政治走向和国家根本体制的选择?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中,它将发挥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目前殊难逆料,我们姑且拭目以待吧。

三、关于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回顾与展望

2011年还以当局加强对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控制而留下鲜明的记录。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间讨论加强与创新对社会的管理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10月里又召开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两大决策,就其本质来说,都是以加强专制统治、限制公民权利为主旨的,既违反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又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自由和社会自由的论述。

我在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稿里曾提出“把文化还给社会”的口号,指出文化的发展繁荣需要充分的自由,国家权力部门的责任是为文化的发展创造条件,排除干扰,而不是无谓的干预。任何人为的干预,只能是揠苗助长,扼杀文化。决议所谓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等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因为当代中国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哪里谈得上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文化就是文化,是人类为追求真善美而努力的成果,不同阶级、不同学术流派都为社会文化的积累和传承作出贡献,没有所谓阶级文化,也没有姓社姓资之别。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样一些文学名著,姓什么呢?什么也不姓。它们是中华民族以至全世界的文化瑰宝。古往今来的文化产品,都是为提高人们的知识和道德,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服务的。当然,有些文化可以为不同的阶级服务,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为例,其中既有普世意义的思想观念,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过则勿惮改”、“恻隐之心”、“仁者爱人”等等;也有为专制主义服务的内容,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劳心者治人”、三纲五伦等等。在当代,也有为专制主义服务的文化,如“他是人民大救星”之类的红歌,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四项基本原则,等等。蹊跷的是,这些文化内容却往往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文化。这就不能不使人们产生这样的联想:所谓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否意味着在文化领域保卫专制主义、扼杀民主主义的政策取向?

可以预见,2012年加强对文化的控制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这个前景是不容乐观的。但是,由于互联网的普及,文化全球化的蔓延,要把住文化闸门是困难的。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网民已达5亿,大部分是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公民,绝大多数住在城市。要把这个庞大的社会主流群体都纳入文化专制主义的控制范围,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近几年来的“山寨文化”的普遍化就是明证。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只允许开一种姓社的花,而这种花又无人知晓是什么色彩、什么气味、什么形状,这是多么滑稽的笑话!

关于加强社会管理的政策走向也同样可笑。在现代社会里,公民社会与国家权力、市场经济构成稳定社会的铁三角。处于强势的国家机器有责任帮助构建强有力的公民社会,却不应该取代社会,削弱甚至扼杀社会的自治功能,把它揽到自己身上,转化成为社会管理。就像把一个三脚架的一根脚架截下一段,焊接在另一个脚架上,这个三脚架还能立得稳吗?

前不久《人民日报》不断发表一些管理创新的文章。我读后只能苦笑。剥夺社会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功能,而把它置于国家权力的严密管理之下,怎么创新都是管理不好的。因为社会自身具有自我组织、自我治理的功能,大量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社会自身的力量来解决,不需要国家权力插手。权力机关的责任是释放这些功能,取消对社会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限制,让社会自己组织起来;在充分尊重社会自我组织的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制定足以保障社会发挥作用的法规,让社会组织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自由活动,建设起健全有力的公民社会,使之成为同国家机构、市场经济并立,支撑起现代社会大厦的一大支柱。而现有的《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的作用恰恰相反,不是尊重而是限制社会自我组织的自由权利,不是发挥而是约束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使许多本应发挥社会作用的社会组织,蜕化成为准政府、二政府。既改变了社会组织的本质特征,也丧失了社会组织的基本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侈谈什么社会管理创新,岂不是自欺欺人吗?

文化和社会领域的问题,不是要如何加强,如何创新,而是要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和社会自身特征,给以充分的自由。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不加强是最有力的加强,不管理是最有效的管理。国家的唯一职责是制定有关的法律,如《新闻法》、《出版法》、《政党法》、《宗教法》、《公民文化权利法》、《社会权利法》等等,以保证公民的各种社会权利能落到实处。有了法律的规范和制约,公民既获得了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自由权利,也有了开展活动的界限和准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才能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全成长。同时,也可以大大减少国家机关的负担,更好地发挥国家机器自身的功能。

由于2011年有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指导方针,2012年在这两大领域的形势必将是严峻的,艰难的。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过于悲观。近几年来,在专制主义严密控制的缝隙里,民间的文化活动、社会活动一直非常活跃。网络文化的异军突起,突飞猛进,昭示着未来的乐观前景;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和为社会无偿服务的志愿者越来越多。借助于互联网,信息的传播与交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不断扩展,不断深化。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文化自由和公民社会,正在突破官方的加强和管理,不可遏止地改变着社会的面貌。这就意味着,尽管专制主义的力量有所加强,但有利于自由化民主化的因素也在持续发酵,在新的一年里,两种对抗力量的碰撞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现在还很难准确判断。我认为,总的趋势将是前进的步伐大于后退的步伐。但愿我的期望不会落空。

四、关于对新一代领导人的推测

在新年春节之际,朋友们交谈最多的,还是对十八大中共新领导班子的推测、期望和关切。在这个问题上,我抱着与其他问题同样的“谨慎的乐观”。

在2012年先后进入中央和省市领导班子的成员,多属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同江朱胡温一代的历史经历和成长过程,都有着巨大的差异。江朱胡温完全是在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别无选择地继承和发扬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专制主义传统。而新一代的经历则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他们体验过文化大革命的红色狂飙,有暴力迫害的施与者,也有兽性发泄的受害者,甚至有集迫害与受害于一身者。接着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亲身体会到农村生活的极端贫困和农业生产的极端落后。然后是粉碎“四人帮”,大学恢复招生,许多青年成为新一代的大学生。这些新时期的幸运儿不但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而且生活在思想解放和社会相对自由宽松的大气候里,大量翻译出版的西方学术著作,使他们有条件接触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外的诸多思想观点,对比着,思考着,批判着,吸取着,精神极度贫乏的状态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踏上工作岗位,或仕或商,或教或研,开始新的生命历程。

“8964”后,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经济发展繁荣、政治濒临黑暗的新时代。2012年踏上中央省市领导岗位的人员,大都有着二十多年的官场历练。他们在越来越黑、越来越贪的官场里熏染多深,影响多大,也许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从文革的兽性狂飙、上山下乡,到八十年代的民主科学的熏陶、二十多年官场厚黑的浸染,在这些领导人的思想上和执政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或多或少、或好或坏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他们阅历的丰富,八十年代接受的对民主自由人权的体认,都是江朱胡温所不及的。因此,从总体上说,从2012年开始的10年同江朱胡温的23年相比,从理论思想到执政风格,都将逐步有所转变。由专制向民主的渐变,将是未来十年的主流趋势。当然,这将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趋势,有进有退、曲折艰难地前进的趋势,虽然不排除会有与主流趋势相反的变化,但改变不了向民主靠近的总趋势。其实,领导层的这种矛盾与斗争,在胡温十年里已经表现得相当显著。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专制主义日益强化的同时,温家宝却在他主持的经济领域里,高举反垄断的改革大旗。他主持制定的两个“36条”,是胡温十年最为辉煌的改革文献,虽然由于权贵实力派的阻挠而未能很好实现,但为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提供了政策依据,具有长远的积极意义。至于政治领域,他就无能为力了,只能空谈体制改革,空谈民主自由,为即将过去的胡温时代留下言而无行的绝响。我希望,从今年开始的未来十年,这种局面将会有所改变,在执政的取向上能够向有利于民主的方向倾斜。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层人员构成的成分,哪些历史积累会在他们的执政过程发挥主导作用,是八十年代的科学民主意识,还是官场厚黑的熏陶?

五、尾声

在即将完成这篇文章的修改时,读到《人民日报》报道2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消息。会议强调小微企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财税减免到金融支持,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研究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创造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这是一条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小型微型企业受到国家政策的垂顾,是从去年才开始的新现象,国务院这次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支持小微企业,将改善基本上都是民营经济的小微企业在2012年的经营条件。虽然长期以来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讥,但从去年开始的发展情况来看,重视、支持小微企业的政策和趋势都是不可逆转的。这使我对2012年及此后10 年的展望,增加了些许乐观的成分。

我很高兴这篇回眸2011、展望2012的文章能有这么一个可以乐观的尾巴。

 

2012年1月13—15日初稿;20—27日补充修改;2月2日定稿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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