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囚徒的梦想——一个反对者的狱中手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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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囚徒的梦想——一个反对者的狱中手记(30)

(小贴士:此书稿2004年11月-2005年1月于狱中偷偷写成,后经难友设法秘密带出监狱。2010年本人出狱后取回,携带至泰国。

李方,原名李焕明,陕西安康人,1972年生。1993-1996年被以“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下狱3年,2001-2010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下狱9年。虽经多年改造,现仍未悔改。

回到分监区后的这几个月当中,我也并非那么“规矩”,其实是无法“规矩”的。对于禁闭巷那些犯人,尤其是精神病犯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我本想待自己出了监再去设法披露它,借用外力来改变它,为这些可怜的人解除痛苦。但转念一想,我出监还得6年多,假如现在写信给监狱长,以人性共通的语言来劝说他,倘若能够引起他的良心发现,主动来作为,岂不是可以提前好几年解除这些人的痛苦?那又何必要等到6年后我出狱呢?

于是,就禁闭巷精神病犯的残酷处境我写了一封信给邹月宏监狱长,劝他从人性与法理出发,给他们以人道的待遇,该治疗的送精神病院治疗,该保外的保外,而不应长期囚禁在阴湿的禁闭仓里,并且还给套上脚镣。

与此同时,我还给监狱长写了一封建议信,其中有两条建议。第一条是建议将各分监区的废品回收收入集中起来,设立“困难服刑人员救助基金”,用于解决“三无”犯的日常用品问题,或对其困难子女进行适当的资助。通过我的观察了解,一个分监区一年下来,足有5000-10000元的废品回收收入,这些废品包括犯人购物后丢弃的包装箱、饮料罐、废纸,以及车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铁、废塑料、废布、废棉等。这些收入过去全是被狱警拿去吃喝了,很是可惜。我将这个建议说与祝君华时,他首先是掩饰,说:“没有没有,哪有这么多。”我突然醒悟到这吃喝也有他一份的,他自然本能地要保护这笔开销。何况,连省局拨给犯人的凉茶费他们都敢吃喝消费,怎么能指望他们会主动捐出这笔钱来!“三无”犯的生活是相当凄苦的,既要忍受物质匮乏之苦,又要承受在有钱犯人当中尴尬生存的精神之苦,还要承受对贫困子女的忧愁之苦。比如,今年过年,仍是30名“三无”犯分享15斤“党和政府”给予的节日苹果,而且还是又小又烂的劣质苹果。

有一个叫戴文选的新疆籍新犯,下队后几个月里身无分文,每月5元的“政策性零用钱”又要被扣住,留那20元的账底,所以牙膏、手纸、肥皂、洗衣粉均成了大问题。找别的犯人要,又由于他平素个性太强,总不甘居于人下,以至于人缘太差,而无人愿意帮他。我虽然同情他,可我也是个贫困犯,无力帮到他。后来我说你找警察吧,《警察法》不是说“有困难找警察”么。戴说干就干,几天后就直接找祝君华要,祝毫无准备,就指示另一个管教,要他负责办理,那管教又找到事务犯,由事务犯负责给戴凑了一点日用品。最终羊毛还是出在了羊身上。

这个建议写上去后,未有回复,后来我又将它写信推荐给教育科许科长。在给许科长的信中,我说:这种方式简便易行,又得人心,并且完全可以推广成为一种通行全国劳改系统的模式,那么作为创造了这一民心模式的韶监教育科,您岂不是居功莫大焉?言下之意,等于告诉他——这既是为犯人好,也是为他个人创造一个仕途晋升的好机会。许后来找我谈话,说这个方案推行的话有较大阻力,有待研究,但他没有说明阻力何在。事后我思量,他肯定还是害怕开罪于各分监区的既得利益者们。

给监狱长的另一个建议,是希望把我已修改誊抄好的长篇小说《白色的春天》捐出来,我完全放弃著作权,也不要任何经济收益,不署我的名字,用它的出版收入作为启动资金,创立一个救助基金,专门救助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的孩子,如同我那两个侄儿。但一两个月后,亦未见回音,我便又追一封信,说若觉得启动基金困难,就将它的出版收入全部用于建一所希望小学。当时我考虑,我没有出版权,等出监后剥夺政治权利期满,这书或许早已过时,不如现在全部捐出去,为社会作一点贡献。为了表明心意的诚恳,我还在信中保证:永不说出我是这无名小说的作者。

看来我的这个建议仍是他们眼中的可笑之举,终究无人理会。后来我找到一本有关知识产权的书,其中写明著作权的转让只是指财产权,而其中的署名权不可转让,或许正是这个署名权使他们对我的建议根本不予置评,因为他们可绝不能帮“反共分子”出书,助他出名啊!

春节时,大哥给我寄了300元钱,这没有让我感到高兴,只是让我对家人的负罪感更加深切。我没有用这钱去买任何“年货”。有钱的犯人们又是订干货,又是订炒菜,还有丰足的水果饮料,大包小包好不热闹。韦福芝原本预料春节前能出监的,不料因为与祝君华闹了矛盾,这下减不了刑,只能再等1年了。因为这个原因,老韦心情不太好,加上家里寄的钱尚未到账,他也没买任何“年货”。张滨在腊月29那天,提了一包花生、糖果之类的东西给了我,我就将这包东西全拿给了老韦。

陈育东原来和我在8仓住过,他是从少管所送来的,因为肺结核住了半年院,刚好也就是我坐禁闭的那半年里。陈在医院时帮病房值一些班,也挣了6个嘉奖,加上在分监区时挣的5个,他完全有资格评一个“监狱级改造积极分子”。但医院说他应回分监区评,分监区则认为他应在医院评,推来推去,他两头都没评着,于是气愤地找到我,请我帮忙写封投诉信给监狱长。这信居然难得地有了回复,他的“积极分子”最终由狱政科给批了下来。可能是为了表示答谢,他年前也提了一包糖果给我,我就用他的这包糖果打发了三天的年假。

“积极分子”的评比向来是一面黑一面光。我是被安排在6楼剪线头的,我看见质检台后面总有两个广东籍老犯成天不怎么干活,只是躲在台案后吹水(聊天),而年终这俩人都是“监狱级改造积极分子”。按规定,狱警不能使用犯人提供的私人劳务,但祝君华就让一名行过医的犯人做了他的“私人医生”。这名犯人针灸推拿有一手,而祝又长期患肩周炎,所以这名犯人的主要“改造任务”就是为祝针灸推拿,不必再从事车间劳动,年终还因此评上了“积极分子”。不少狱警为了混个文凭,好用以评职称、谋晋升,所以会报名参加自学考试、电大或函授,实际上这种文凭水分很大,他们平时作业甚至考试就找有文化的犯人充当“枪手”,只要“枪手”当得好,考核成绩自然也有了人为保障。

在这期间,我遇到过看守所时同过仓的郑永球和崔世明,这两人因为“有料”,投牢即有不错的待遇。郑先在二监区混了几个月,然后调到了花组,花组直属生活卫生科管,负责狱内花草树木的修剪,是全监最舒服的去所,许多“有料”的犯人想去还去不了。所以,听说是花组的,大家都明白,那必是相当“有料”的犯人。我在禁闭仓时,曾来过一个花组的犯人,是因打架禁闭的,他一入禁闭仓就有狱警来照应,给他木板床、双份的被子,还给他烟抽。崔世明一投牢就分在了教研组,不时与电教中心的几个犯人跑着搞“狱内新闻”的采访,这是比郑永球还舒服体面的差事。对这二人的“优待”,是我在看守所时就预料到的,现在的狱警,不腐败才不正常。

我回分监区后,徐斌已调回监仓任夜班监督岗,不再做车间调度,原因是他与一名犯人在厕所私下斗殴,后被人举报到监狱,监狱要求查处,祝君华便如此偷梁换柱作了处理。后来老韦悄悄告诉我,这举报信是他写的。祝君华一直是徐的保护人,尽管徐不断打人、骂人、出事,但总是顺风顺水,如今这夜班监督岗其实比车间调度更舒服,晚上只值4小时班,白天整天睡觉,成绩还照拿,岂不美哉!年底徐还评上了“省级改造积极分子”,并报了两年的减刑。众犯看到这样的结果,只能哀叹爹妈钱少,比不得人家。

有钱犯人也有很小气的。与张滨相当要好的一个姓韩的广州犯人,因姐姐嫁到了美国,所以来钱容易,平素账上总陈列着上万块钱。监狱组织买书时,他就专挑贵的买,比如480元的《辞海》,买回来也只是放在床头而已,几乎就没怎么用过。尽管钱多,买东西也挺气派,可这人的小气却是出了名的,不但对犯人,对狱警也是舍不得花一点钱,所以,他就一直在生产线上干力气活。狱警们哪容他“铁公鸡”不出粮,找岔子刁难他,借题发挥扣他的分,并把他拉到监区去批。通过一系列手段的锤炼打造,这小子几个月后居然直升为监督岗,不仅脱了产,还谋得了显要的改造“职位”。这种坐火箭般的提升,令所有犯人大跌眼镜,就有熟知他的人传言——韩终于顶不住压力,让家人破了财,破财消灾啊,所以才如此突然地改变了处境。

左华全是平时很信赖我的贫困犯,时常找我聊天、诉说苦闷。我也是贫困犯,平时与我走得近的大都是贫困犯,我们这群犯人好似过去的“贫协”,彼此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这些共同语言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减轻贫困的尴尬和压力。左华全是重庆合川县人,因伤害罪被判死缓,他有一个小女儿寄养在父母家中。左华全最惦念的人除了女儿就是姐姐,他说姐姐从小对他好,他说自己如果能活着出去,唯一的牵挂就是补偿女儿和报答姐姐。他还给我看了女儿和姐姐的照片,小女儿非常可爱,完全不像他这般黑。他说在老家,别人都叫他“左三儿”或“黑三儿”。我总是和他开玩笑,叫他女儿为“佐丹奴”,日子久了,他竟也习惯了,每当与我讲他女儿时,开口就说“我佐丹奴”如何如何。他好几年没有钱来、没有接见、也没有通信。突然有一天,狱警找到他,要他赶快给家里回封信,说他老母亲好几年收不到他的信,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写信来监狱,请监狱帮忙找找他儿子。左华全说他特别讨厌干手工活,只喜欢干力气活,可是这监狱又没有什么力气活给他干,所以他干起活来总是觉得不顺心也不顺手。踩衣车他学了两三年,也还是个新手,任务完不成,狱警铐他电他,回到仓里他就用烟头将手腕烧出一块块铜钱大的伤疤,以泄心中的忿闷。

“党的阳光”照不到的人当中,除了左华全,麦荣也算一个。麦荣是广东人,很小的个子,因为患有大脖子病,曾受照顾被安排去做仓管,管理布料和成衣。可是没多久,他就给“大佬”们排挤走了。麦荣平时很老实,一年下来却只有三四个嘉奖,因而,总是忿忿不平,走起路来也总是一副气狠狠的样子。他的两肋特别敏感,即使是隔着衣服用手一摸,他都会立即敏感地蹲到地上,因此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让人摸的,谁摸跟谁急,只是除了我——他和我吹牛时老爱抬杠,他一抬杠我就把他“摸”趴下。麦荣的大脚趾长得非常难看,没有指甲,很像是一截被火烧烂的柴头,他告诉我那是在派出所时,公安打他打得太狠,他踢了公安一脚,公安就用钳子把他脚大拇指的指甲给拔了。

狱警是不可以轻易顶撞的,你顶撞了他,轻的处罚是打你,重的处罚是成几年时间里不给你成绩,没有刑减急死你。有一个无期犯就因为顶撞了狱警,害得他四年多也得不到改判(按法定是两年改判)。

打人依然是六•一如今的家常便饭。一天晚上开工时,李建华未站好队列,余荣存将他叫出来一脚踹倒。“秀才”和杨碧浓、左华全等人一天因为未完成生产任务,中午被罚抄“58条”,他们由于太累,想休息,所以不抄,祝君华就把他们叫到大院里,用一根木条狠抽。“秀才”回来后给我看背,背上有几条上尺长的创口。有一次一名事务犯私拿了几条生产线上的牛仔裤,而这个事务犯曾经将“秀才”排挤出库房,“秀才”认为这下总算找到了报仇机会,遂将此事报告了狱警。不料这裤子正是给一位狱警做的,这位狱警又和余荣存同值一个班,为了表示对同事两肋插刀,余荣存把“秀才”叫去值班室,当着那个狱警的面,打了他一顿耳光。还有一天收工,新狱警谢中华带队,回监仓抄身时因为下雨,犯人们以为要进了仓在大厅抄身(雨天一般是这么做的),于是全涌了进去。谢大怒,叫出6名排头的犯人,逐个扇耳光,扇完了耳光还未解气,又冲着犯群大骂一通。5月份,一名新下队的姓杨的犯人出车间时忘了报数,被刘顺辉打了一顿。一天晚上加班时,戴文选被一个粗壮的河南犯人打了,他去报告值班的陆文伟,哪料陆文伟早已对他干活不卖力怀恨在心,顺势又给了他一顿打。……等等。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亲眼所见狱警打人的事就不下这五六单。

(明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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