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囚徒的梦想——一个反对者的狱中手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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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巴拉并不遥远(2)

(*号表示此节为本书附加部分)

在我所了解的中共党员当中,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我还没有见到。就我个人所了解的这些党员对中共的心态,大致可分列为如下几类:

一类人是为了谋求仕途进取,实现权力梦想或出人头地而加入中共,这种人永远以个人政治前途为最高利益,无所谓信仰,谁有利于他的前程与现实利益他就跟随谁,如果将中共换成国民党,他一样会紧紧追随。
一类人是为了能在党政机构求得一份牢靠的职业,或进而谋得体面的社会地位而加入中共,或者已录入公务员体系,但为了巩固这份待遇不错的职业或谋取未来的升迁而加入中共,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职业和职位,也不存在任何信仰动机。

一类人虽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平民百姓,但为了能在这个缺少公正与保障的社会里找到组织依靠,消除自己的孤独与无助,而加入中共。

还有一类人是私营企业主、股份持有人或企业高管,他们拥有一定的资产或财产来源,但为了确保自身和资财能在共产党社会拥有安全,而选择加入中共,企图以此染红自己和资财。这类人对中共其实怀有不同程度的恐惧和忧虑,加入中共纯粹是以“归顺”和“臣服”来谋取人身与资财的保全。

以上几种情况大致是我观察和了解的中共党员基本心态,如果我的观察和了解没有错,则上述几种群分中没有一类是出于信仰而追随中共的。有百姓讥讽中国是个“黑社会”,而中共就是这个黑社会里的黑老大,上述分析的后三类心态比较类似于黑社会里投靠和追随黑老大的心理。利益追随的组织是脆弱的,一旦失去利益驱动或利益驱动产生动摇,组织便可能分崩离析。民运力量是理想追随的凝聚,因理想追随而形成的组织将是极其强大的,因此,尽管中共拥有6800万党员,但面对纯粹理想追随的、永不放弃的民运力量,庞大的中共只能是徒有其巨。

中共高层也清楚他们曾经信奉的“主义”与“理论”早已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早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为了做到适者生存,他们实际执行中使用着“资本主义”的市场和行政管理工具,而不再从过去的“主义”与“理论”出发,自缚手脚,这些过时的“主义”和“理论”则仅保留在党章、党化教育教材及宪法文本中,不做实际应用。尽管这些“主义”与“理论”不做实际应用,但却与民主社会理念相对立,成为社会民主化的实实在在的法理障碍,如果中共高层自己有意推动社会民主化,如何克服这个法理障碍将是很重要的事情。假如中共真有如此开明的领导人,在不改变立党理念的情况下推进民主,他将面对来自党内的巨大质疑与挑战,风险过大;而如果先改造立党理念,将其由革命性政党改组为一个以促进社会民主、和平、公正与繁荣为己任的平民政党,然后再推进社会过渡至民主宪政,其风险将小很多。普通民众无人信仰共产主义,中共党员亦可肯定无人真正信仰共产主义,抛弃阻碍社会改革与进步的落后意识形态,推进民主化已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共识,在这种国际、国内和党内条件下,改组自变已具有了相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而且,改组自变将可以使普遍丧失信仰的中共党员获得新的动力与方向,使这个垂亡的政党走出理论的死胡同,创造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从而打破生死障碍,避免覆亡的宿命,得以在民权时代里继续生存下去。

对民运力量而言,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中国的民主化,而不是夺取执政权,只要中共能够通过改组自变达至社会民主,这同样是我们奋斗目标的实现,也同样是我们的成功。因此,运用适当策略,压迫和诱导中共改组自变,也应当成为中国民运力量的重点工作方向之一。当然,中共的改组自变只能是一种未来的理想可能,并非必然,也许将来的实际情况根本与此相反——直到被人民推翻,中共还挂着共产主义政党的牌子不放。所以,在争取其改组自变的同时,积极组织实施和平压迫,迫使其向民主力量妥协、向国民交权,应当是中国民运的核心工作方向。

如何向中共组织实施和平压迫?

目前的国内,尽管人民对当局普遍心怀反感与反对,但街道上、广场上没有民运性质的游行、示威、集会及其他形式的抗议或请愿活动,不是人民不愿意如此,而是不能够如此。换句话说,目前的国内不允许有民运活动,也几乎没有民运活动。民运当然不能看中共的脸色,它不允许我们搞我们就不搞;相反,正是因为它不允许搞我们才坚持要搞。相信海外民运界一定十分地企盼回国内来策动民运,也一定十分地企盼国内能够自发产生民运浪潮。然而,目前的现实是,中国民运只存在于海外,并且由于无法有效影响到国内,海外的民运活动似乎也缺乏精神动力,缺乏规模与影响力,对海外华人及支持中国民运的外国民众,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如果中国民运只能长期这样“隔鞋搔痒”下去,势必在海外获得的支持也会越来越少。在国内,由于信息封锁及定向宣传灌输,海外民运无法影响到国内民众,如同被静电屏蔽,国内民众不知道海外民运力量在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不知道中国能不能实现民主,尽管内心反感与反对当局,但在无人策动、组织的情况下,分散的民众不可能进行群体性沟通,不可能采取群体性抗议或请愿活动。因此,尽管海外民运界苦盼国内出现自发的民运浪潮,但最终还是很难出现这种理想的情况,这似乎可以总结为一句话:民运是盼不来的,民运需要实干。

如何实施对中共的和平压迫?我们的压迫力从何而来,又如何传递?

西方民主国家无不支持中国民运,从政府到民众均普遍期望中国实现民主,那么,在以西方力量为主导的世界,中国民主能期望借力于它们而得以实现吗?西方社会对中国民运帮到的,除了为海外民运力量提供活动场所,提供经济与道义支持,也就只能是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向当局传递有限的口头压迫。在国内局势平静的情况下,西方社会不可能对中共实施经济制裁,更不可能践越国际法,用武力推翻中共政权,将民主力量扶植上台。可以得出一个基本认识:外界的帮助只能是有利的必要条件,只能是一种辅助力量,中国民主化的最终实现,主要还得依靠中国人民自己。海外民运力量是中国目前唯一显性存在的民主力量,也是唯一能够进行公开组织与活动的民主力量,未来国内民运的发生与壮大,只能依赖海外民运力量来积极催生和引导,对中共的和平压迫,也只能依赖海外民运力量的组织、激发与影响。

国内民众既然普遍反感与反对当局,也必然期望反对力量在国内出现,国内的反对者们更是渴盼民运力量和民运事件能够在国内出现。持反对意见的国民需要有旗帜和灯火来引导他们、激发他们、组织他们,没有旗帜和灯火,纵使众多国民都义愤填膺,也不可能拧成一股绳,走到一起来,形成民运浪潮。渴望改变国内专制与腐败政局的人们,在等待和期盼民运事件的发生,在等待和期盼能够有民运力量勇敢地走上街头、走进广场,号召他们、领导他们。

对中共的有效和平压迫,只能是依靠国内的民众运动。国内的民众运动迫切需要旗帜和灯火来引导与激发,在国内反对者无法进行有效鼓呼与组织的情况下,能够充当此一要任的,只有海外民运力量。海外民运力量如果通过有效的组织与输送,将成千上万的志愿人员直接拉回到国内的城市街头,拉回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无畏无惧的集体游行、请愿与示威,效果将会如何?

首先,看到成规模的民运活动终于在中国国内出现,希望中国民主化的国际社会将会大为振奋,国际民主力量的注意力将被吸引到中国大陆,对中国民运的关注与支持必将倍增,同时,对中共的国际施压也必会倍增。如此一来,中共政权将因此而必须面对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与考验。海外民运界、海外支持中国民运的华人、支持中国民运的外国公民也必将因此而受到鼓舞和吸引,必定会有更多海外支持者奔赴国内,加入到国内民运活动中来,即便不能来到国内,也必将有更多人在海外进行各种各样的支持和援助。这样一来,海外民运界将因为这种直入国内的行动而激活,全面振作和运作起来。

其次,对国内民众而言,一旦有成规模的民运活动在国内出现,分散于民间的反对者、同情者与支持民运的民众,必将受到振奋和吸引,并部分地加入进来,从而进一步壮大民运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即便第一次、第二次会失败,但对国内民众起到的激励作用将会传播开来、流传下来,为他们提供深刻的以身示范,使他们有可能不断地在不同城市展开形式各异的民运活动,进而把民运变成国内民众口头的热门话题,只要国民不断地讨论、传播和思索民运,民运就有基础在国内逐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再次,自’89年以后,成规模的民运活动再次在国内出现,并且是无畏无惧地坚持出现,将会使中共看到中国民运力量的决心和坚持,在面对因此而引发的国内国际压力的同时,迫使中共不得不慎重思考中国的民主化课题。中共自己也清楚,中国迟早会走向民主社会,他们经历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裂解之痛,兔死狐悲,他们也看到了“颜色革命”和平政变的例子,并且对此心有余悸,面对成规模出现的国内民运活动,他们肯定会在惊恐中认真思考一个问题:自己会否成为下一个被国民和平颠覆的政权?他们的领导人也必定会慎重思考:自己会否成为下一个阿卡耶夫,抑或齐奥塞斯库?那么,是等待人民推翻而彻底失败,还是改组自变以获得新生?

最后,对直接回国参加民运活动的人们而言,面临的结局将极可能是判刑坐牢、长期囚禁。在中共执政理念已发生显著变化的今天,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面前,中共已不可能再像’89年那样残暴,对和平游行、请愿者开枪射杀,也不可能因此而对运动的骨干人员判处极刑。因此,在国内开展和平民运的最严重结果就是长期囚禁。囚禁是痛苦和残酷的,但若联想到为共和而舍生的无数前辈们,相比于他们的英勇捐躯,囚禁并不是最痛苦和最残酷的。如果中国的民主需要成千上万人以长年囚禁来换取,我们赴身民运的人就应该勇敢地选择去专制者的监狱里坐牢,我相信“民主之牢“的牢底是可以坐穿的,苦难也一定是有尽头的。假如民运人士有1万人、2万人,甚至10万人、20万人坐在牢里,中共政权将面临何其巨大的国内国际压力!这个压力足以令它深刻动摇,足以令它惧怕得发抖,足以令它向民运力量妥协。从这个角度讲,海外民运人士直接回到国内开展民运活动,并最终与国内参与者们一同因此获罪坐牢,对中国民运而言反倒是有益的,是有必要的甚至是重要的。主动选择以个人的痛苦来换取国家的民主,需要勇气和牺牲精神。如果千万个人一致作出这样的选择,则可以向全社会展示出一种巨大的勇气与牺牲精神,这种巨大的精神力将震撼民心,产生强大的感召力,这种巨大的精神力也将震撼专制者的心灵,使他们动摇、惊恐,并最终屈服于人民的良心和自己的良心。从这个角度讲,坐牢对民运也是一种有益的身心奉献,相较捐躯一词,我想,我们可以把这种身心奉献称之为“捐刑”。和平民运不需要捐躯,但是需要大量的捐力、捐物、捐刑。

我们的民族对民主共和已苦求苦盼了百年,如果不希望再这样漫漫无期地等待下去,我们每一个参与民运的人就应该勇敢地拿出这种勇气和奉献精神,来为中国民主捐力、捐物、捐刑。海外民运界和海外华人是目前中国民运的希望所在,我觉得,如果你们也不希望这样漫漫无期地等待下去,就应该勇敢地回到国内,走上街头、广场,无所畏惧地走进专制者的监狱。你们这样的带动作用,将使更加众多的国内民众跟随而来,走上街头、广场,无所畏惧地走进专制者的监狱,共同把中国民运推到一个新的境界,直到成功。也因此,对海外民运界,我认为,应当响亮地提出一个指引性运动口号:将民运引向国内!这里的“引”不是远距离的策动、遥控,而是不惜坐牢、身体力行地回国引导。我想,民运不需要高深的理论,需要的是行动。从目前的国内外情势来看,我觉得,只有你们勇敢地、大量地回到国内来直接引领,才有望在较短的时期里将中国民运重新发动起来,使中国民主进程获得我们期望的显著进步,也只有这样,才有望在不远的将来真正结束专制,实现民主。“将民运引向国内”,这需要牺牲的勇气和精神,中国民运的现实需要我们这种牺牲,作为致力于中国民主化的每一位人士,我们应该有勇气付出这种牺牲。

“将民运引向国内”,是否具有可行性?我觉得,首先在海外存在数以百万计的支持中国民运的华人,以及支持中国民运的大量外国人,这是人员基础,有条件组织大规模的志愿者队伍;其次,海外拥有可以自由宣传、鼓动与组织的条件,可以完成对人员的召集与组织;再次,可能遭到入境拦截的只是少数民运人士,大多数志愿人员是可以设法通过关卡进入国内的,只要人回来了,运动就可以展开。国内无法进行有效的大规模组织、联络与鼓动,由于这种条件差异,中国民运力量可以明确地把海外作为指挥、组织与鼓动的中心,以及后勤基地(非避难所),而把国内作为运动的前线,是所有具体运动的目的地、开展地,是与专制决斗的最终战场。从这样的地域分工出发,如果不“将民运引向国内”,海外的一切努力最终都毫无意义。因此,“将民运引向国内”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不仅仅是一个方向性指引,而是海外民运活动的阶段性目的与归宿,是海外民运活动必须要走的一步路。

(明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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