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政府怎样面对今年的“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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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中日关系已经恶化到建交以来最坏的地步,离擦枪走火只差一步之遥。马上“9·18”就要到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一触即发,搞不好就是打砸抢烧。政府应该如何防患于未然,理性引导民众的爱国热情,而不至于引火烧身?这恐怕是当前“维稳”的头等大事了。但是很遗憾,从历史经验看,我们几乎没看到多少乐观的理由。

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发问:为何越维稳越不稳?答案是,执政党的治国理念与现代文明社会有很大距离,同时,民众也与现代型政治文化所要求的“公民”还有很远的距离:

非常奇怪,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曾经想过,全世界的民主国家,警察打人——尤其是在处置违法并且不听劝阻的示威游行时——司空见惯,人们见怪不怪;但在中国,警察打人却一定引起极大的公愤——这是为什么?当前我国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频发,群体性事件每年逾20万起,政府和警方应当如何处置?
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只有外敌——当它遭受外国侵略时;它是没有内部敌人的,国家内部只有守法/违法、合法/非法之分。这个“法”,是按照正义理念和制定法律的合法程序产生,获得最广泛的社会共识的认可,切实约束政府和人民、保障人权的正义良法。在这个自由宪政的法治之下,警方作为执法部门,其职责就是维护此正义良法不受任何人、任何机构和组织的侵犯,以确保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公民的一切合法言行,警察没有任何干涉之权;反之,对于侵害公民权益和社会利益的不合法言行,警察当然被法律赋予强制之权;违法者如果不听劝阻,警察就必须视其反抗的程度和方式,动用法律严格规定的、适宜限度之内的强制措施,包括暴力手段;非如此,不足以保障守法公民的权益和全社会的公益。其背后的基本理念是“人性恶”,人的“罪性”(sin,不是刑事犯罪的罪crime)——清醒地面对人性的客观现实,认识到无论在多么“理想”的情况下,每个人的人性之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侵犯他人、危害社会的可能和冲动;人永远不是天使,人间注定不会有天堂,因此不得不用法律、道德等等文明教化,来驯化和约束每个人。

传统极左的社会观和人性观则完全不同。这种理论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人性和作为普适价值的人权,一切都是“历史的”、“具体的”、“阶级的”即相对的;所谓“人性恶”只不过是不合理的、人剥削人的私有制社会的产物;共产主义人间天堂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人性恶。在共产主义天堂降临之前,人世间就是一个天使-“人民”-无产阶级和魔鬼-“敌人”-资产阶级双方殊死搏斗的阶级斗争的血腥战场;对于魔鬼“敌人”,那当然是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的名言),根本没有什么人权可言,顶多不过是出于策略考虑,给点“出路”而已;而对于天使“人民”,则是“对阶级兄弟要像春天般温暖”,兄弟有错误,你只能好言规劝,“多做政治思想工作”,打骂是绝对不可以的。于是,警方就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左右为难——对于敌人,可以滥施暴力,原则上怎么处置都可以;对于人民,则只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处于极端软弱无能的尴尬境地。遗憾的是,我国政府的治国理念,直到现在仍然是在法治(ruleoflaw)和阶级斗争学说之间摇摆,自相矛盾、互相抵消,一面主张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面又沿用“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传统理论,其结果当然是令各级政府茫然失措!

比警察更尴尬的也许是各级地方官员。当面对“群体性事件”时,他们首先必须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但这里既没有标准,又没有做判断的足够信息和时间,更没有充分的授权,尤其是绝不可能获得社会认同;于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是左了就是右了,不是太软就是太硬,可谓“动辄得咎”。这是人治,不是法治;是主观任意,没有客观标准;是权力不清、责任不明,也就根本无法问责。这就充分说明,“建设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以及包括警察和政府官员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根本利益,都是和传统极左的基本教义格格不入的。

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都要以宪法和其它下位法庄严承诺包括游行示威在内的各项公民自由权利,并以法律的强制力予以切实保障,任何人或任何机构——包括政府、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在内——如果剥夺或侵害这些自由权利,就要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我国虽然早在1954年就有类似的宪法和法律规定,1989年10月31日也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但是,任何人都能看到,事实上这些规定迄今为止仍然远未落实,公民示威游行,或成立不受政府干预的民间社团等等行使宪法自由权利的申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根本不被批准,这和当今全世界任何法治国家的实际情况都构成了极具讽刺性的鲜明对比。这种宪法和法律的纸面规定与权力机关实施法律的实际完全脱节的情况,把执政党和政府置于执法犯法的境地,使得法律的神圣性、严肃性荡然无存,以至于到了文革时期,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文本抗议对他人身自由权利的非法侵害时,不但毫无效果,反而招致了更残酷的、骇人听闻的迫害。

在几乎所有的群体性事件当中,都可以突出地感受到一个死结——抗议群众对于政府官员深刻的不信任。无论官员做得好还是坏、对还是错,群众一概报以怀疑和嘲讽;无论谁替官员说话,群众一概给予痛斥。这个死结是如何形成的?就是因为法治不彰,一方面官员手中掌握了太大、太多并且不受监督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运用时的主观任意,施政违背人民愿望、无视公民权益;另一方面则是群众在长期的专制政治之下形成的“臣民意识”,缺乏公民文化和守法意识,划不清合理合法要求与漫天开价之间的界限。这是一个双方都不受规则约束的博弈;说得难听一点,这是一种腐败官员和刁民暴民之间的恶斗,官民冲突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什么是“臣民”?在专制稳固时他们是愚民、顺民,专制松动时他们是刁民,专制崩溃后他们是暴民,这“四民”不可能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社会基础。解开这个死结的办法,只能是法治,和公民教育、公民文化、公民社会的建设——用法律既约束每一个官员、也约束每一个公民,使得双方都切实遵守各自行为的合法界限;同时,用公民教育、公民文化、公民社会建立起政府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的行为模式,把恶性循环变为良性循环。

以上刺耳的言论,既得罪政府,也得罪“人民”,还得罪认为“人民永远是对的”,“民主就是服从人民意志”的民粹“精英”,三面不讨好,所以很长时间我都不敢发表。但是,职责所在,我不能就此听任错误的意见和政策占据主流,以致酿成大祸。“舍得一身剐,敢把三种人拉下马”,我只能寄望于真理迟早会成为常识——虽然正如我的导师于光远先生的名言所说,“真理是脚步迟缓的巨人”;它是巨人,总是要战胜谬误的;但它走得很慢,所以我们得有耐心,更得有经受误解和打击的勇气。

蠢人总是把好事变成坏事,聪明人则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我们能不能把中日关系的危机变成制度变革的机遇?就看我们的智慧够不够。

我的建议是:第一,政府要尽快转变治国理念,让意图在“9·18”游行示威的民众合法申请。第二,控制规模,只批准一部分素质较高的群体行使游行示威的权利,把必须遵守的法律和行为规范清晰告知他们,并要求组织者作出书面保证。第三,严格规定人数、经行路线和起止时间。第四,届时派出足够警力维持秩序,对逾越界限的不法分子立即实行法律强制。

这么简单易行,合情、合理、合法的做法为什么政府早不做,实在匪夷所思!但nevertoolatetolearn,要想学习什么时候都不晚,现在就做还来得及。

周舵201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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