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四到流亡》王丹回忆录台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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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定居在台湾的大陆民运人士王丹近日在台湾出版回忆录,在接受德国之声的专访时他表示,作为六四的见证者他有义务记录这段历史。

德国之声:您为什么考虑这个时候出版回忆录?

王丹: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写回忆录,很多奥运会冠军才二十几岁就写回忆录了。我觉得,写回忆录不在于年龄,而在于说他经历的事,是不是值得见证一下呢。我觉得,我成长的一九八零年代,我经历过的像八九民运这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很重要的事件。我作为当事人、见证者,我有义务把我当年见证的那段历史留存下来。这就是我写作的主要动机。

德国之声: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过了23个年头,回首过去,如今您会怎么形容六四?

王丹:六四其实在人们心中都是有共识的,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那么多的学生走上街头,希望推动中国的民主发展,但是遭到党内顽固的保守派采取军事镇压的方式把他镇压下去了。所以,我觉得那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一次热请的展现,同时也是一次挫败,大概从历史的角度回顾,应该就这样来定位他。

89年广场上的宣言

德国之声: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您还会像当年一样对抗中国政府吗?您的态度还是一样吗?

王丹:我想,态度不会有任何变化。因为今天中国政府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完全没有改变。像腐败这样的问题、像政治改革的倒退,其实比过去问题还严重。所以我觉得,虽然过去有过六四失败的经验教训,但是未来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要求民主的运动,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来说,当然还是必要的。

德国之声:您觉得六四事件有机会得到平反吗?如果会平反,您觉得可能是什么时候?

王丹:我觉得未来历史也会将六四定位在一个爱国学生民主运动。这个已经成为盖棺定论了。至于平反,我相信一定会有这一天,至于是那一天,我没有办法去预测,我也不会去预测究竟那一天,我想,我们就是按部就班的做我们现在的工作。我想这个趋势不仅是我们自己,即使政府也都应该知道平反的这一天早晚会到来。

德国之声:您如何评价过往的这些岁月?

王丹:我觉得我至少是问心无愧的,我希望做的事情,也许没有全部成功,可是我觉得,我至少曾经去努力过,努力这件事,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也许八九民运没有达到原来的效果,可是我跟我们那一代人,我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都曾经为他尝试做过努力,就这点来讲,我觉得比起其他各代,连这种努力都不愿做,其实我还是觉得满骄傲的。

德国之声:您作过努力的地方是中国,可是您离开中国的时间,越来越长。您会感到孤独寂寞吗?会担心离开故乡太久成为失根的人吗?

王丹:完全不会,其实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实际上地理上的距离,这个意义早已经越来越淡薄了,我们通过网络其实跟中国国内保持密切的联系,第二点来说,就中国国内信息封锁的状况,以及国内这种高压的政治气氛,让我觉得离开中国越远,看中国问题才能更清楚。你如果身陷其中,反而不可能有一个清晰冷静的判断。

德国之声:您在台湾已经居住了一段时间,您如何评断台湾的民主和台湾的社会?

2009年王丹资料照片

王丹:我想,台湾民主发展当然不是百分百尽如人意,但是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就是说,它在启动民主过程启动以后,不断的出现问题,可是它也在不断的修正,人民的素质也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提高,它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说,民主这样的事情,你只有把它启动起来,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果你不启动民主进程,那些问题就永远不会解决。第二点,我觉得台湾民主发展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的言论自由是在的,它四年一次的选举是在的,它基本的民主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其他就是调整的问题了。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民主是有没有的问题,可是对台湾来说,民主是更好,或者是说多和少的问题。

德国之声:台湾的民主可以做为中国的借鉴吗?

王丹:当然可以,我们这么多的陆客、陆生来台湾,我想绝大多数看到台湾现在的社会发展其实都非常羡慕。就已经知道说,他已经实实在在的对中国民主发展,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不是说将要发挥,而是已经在发挥。

德国之声:您对台湾、对中国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

王丹:我希望所有的社会都能够真正达到一个”每个人都能有自由、有尊严”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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