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千万的专职党务工作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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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06

读一下胡锦涛的公开简历就不难发现,表面上是所谓“团派”出身的胡锦涛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一以贯之的专职党务工作者。十岁那年即加入共青团,高中阶段就已经是学生团干部的胡锦涛一九五九年考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后不久即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继而因为学习成绩不错,加之“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很快被学校党组织列为“重点培养对象”。一九六四年四月,他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指派为低年级学生的政治辅导员。在那个大力倡导所谓“又红又专”的年代里,胡锦涛甚至比一些中共高级干部子弟更被器重,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就在胡锦涛入党的当年,中共十大元帅之一贺龙之子贺鹏飞也被清华大学录取,当时他的被 录取背景到底是否真是“走后门”无须深究,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位元帅之子虽然因为政治上天然可靠而在入校之后一年即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但因为他当时的学习成绩令校方和系方都实在是不敢恭维,所以从未在学校的“又红又专”表彰名单上中榜,而胡锦涛则是年年中榜。

余杰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当年毛泽东放言:“大学还是要办的,但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而中共建政之前原本为综合性大学的清华大学,被共产党政权改造成专门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也是一所意识形态上最左的大学。中共建政以来,北大与中共当局之关系,始终磕磕碰碰,毛对知识分子的怨气,常常发泄在北大身上;而此后清华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共产党政权的支持者和顺服者,故而中共高层有“大清天下北大荒”之说。余杰先生怀疑胡锦涛在此背景下的数年清华经历究竟能学到些什么?事实上说胡锦涛清华的那几年没有被充实一些专业知识的话绝对有失公平,但他那几年最大的收获是被共产党的清华党委培养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思想工作者和专职党务工作者,这一点也绝对是胡锦涛自己也一直引以为自豪的。

与胡锦涛同时代的中国大陆人都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在大学校园的故事,各校的六六、六七、六八、六九届毕业生大都被迫下放至基层和边远地区,而当时的胡锦涛去了甘肃省会兰州附近的刘家峡水电站绝对是自愿而不是被迫,不是被分配而是主动要求调动工作。有他当年的同学回忆,当时已经毕业留校担任专职政治辅导员的胡锦涛是哭着喊着要求学校给他一个到基层锻炼的机会,“补上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这一课”, “把自己改造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

当年与胡锦涛共乘一列西去列车的一位清华毕业生回忆,当时的胡锦涛已经被他们六六、六七两届的毕业生以胡老师称呼之,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眼看整车厢的被下放大学毕业生大都是满眼的迷茫和徨恐,胡锦涛专职思想工作者的责任感立刻被激发起来,指挥全车的大学毕业生们高唱“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

在接班成为中共党总书记的前一年,胡锦涛再次造访母校清华时,还情不自尽地与在校师生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时在场的一位曾与胡锦涛同系同届的清华教授日后感慨说:我们熟悉胡锦涛青年时代的人都清楚,他对这个制度和这个制度的创立者毛泽东的感情绝对是真感情。

正因为其清华大学专职政工干部的“又红又专”的背景,胡锦涛到基层之后真正接受所谓“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一年时间即成为局机关的秘书和机关党支部负责人,再往后就是一路高升。

从胡锦涛的全部经历可以看出,此人虽然毕业于名牌理工科大学,符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和陈云提出的所谓干部“四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标准,但他实际上在大学本科就读期间便已经开始了他政治工作干部的经历。这与他同时代的中共各级官场上的众多“技术官僚”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说与“解放前”即参加“革命工作”的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人没有可比性的话,那么与其同时代的那些中共领导人,诸如曾庆红、温家宝、吴邦国、黄菊等人相比,胡锦涛异类就异类在他人生经历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包括他在大学读书期间的后半部分时间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专职政工干部。进入省、部和中央一级领导岗位後,也从无那怕是半天的行政和经济经济领导工作的经历。

长期生活在中共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的人士都知道,自邓小平时代开始实行所谓“党政分开”之後,对改革开放政策持保留态度,甚至对改革开放的政策实行起阻碍作用者,往往都是各级工矿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中的党务工作者,以及各级政权中机构庞杂的党委机关干部,而崇尚改革、大胆进取者,则往往是这些单位和机关内的专业工作者及经济和行政领导成员。此其一。

其二,对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势必削弱党的领导,以至令中国的政治体制最终会步前苏联及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之後尘的担忧,主要是来自各级各类政权机关和各级各类企业事业、学研机构的专职党务工作者。

当年的邓小平经过对八九“风波”的反思之后,之所以将政治体制改革叫停,就是因为不愿意“削弱党的领导”,而这正是迎合了中共体制内大批职业党棍的意愿。截止目前,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无论是工矿企业还是科研院所,无论是高等院校还是各类业务机构,其行政或业务领导绝大部分都是中共党员,至于各级政府及下属机关,其一把手则必须是中共党员,其中少数副职才可由“民主党派”成员充当点缀。总体上讲,这批人当然也是现有政治体制的受益者,但是,一旦因为深化改革导致体制不得不改,这批人相比于专职党务工作者,较容易转型。而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大批的专职党务工作者因为已经长期将所谓“思想政治工作”当成了自己唯一的“业务”,改起“行”来谈何容易。

中共政权经历了“六四”冲击之後,不但没有垮台,反而至今未见衰亡迹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级党政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及连私营企业甚至合资企业都已经渗透进去的总数以千万计的专职党务工作者基于对自己身家性命和生活出路的考量,也要与中共的现存体制共存亡。在已经有八千多万在册党员被江泽民的“三块表”理论扩编增额至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的今天,再用“唇亡齿寒”形容所有中共党员与现有体制的相互依附关系似有以偏概全之嫌,但用这句成语形容绝大部分党务工作者与现有体制的荣辱与共,绝对符合实情。

曾经是朱镕基幕僚班子成员的一位友人曾向笔者表示,中国的警察作为“专政机器”最受外界抨击,其实警察也是一种“业务工作”,任何体制,任何政权都需要这部“国家机器”。即使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发生重大变改,警察队伍的转型是最容易的,俄国的普京总统不也是前苏联的克格勃干部嘛。而在中国搞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是各级政权及各类机构中的专职党务工作者,胡锦涛就是这批专职党务工作者或者说是职业党棍们的总代言人。赶在胡锦涛退休之前,这批职业党棍没有理由不担忧未来的十年里的习近平是否会在政治体制上动真格的,所以胡锦涛才在中自己交班时坚决要求接班人一定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破旗,坚持走一党专制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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