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玲:二十载回眸—我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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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十五周年祭死难者遗像
图为 2004年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获释后合影

一.四、二六社论

我经历过1949年以后的每一次运动,只是运动的内容离我近一些或者远一些而已。从最早的土改到最近的“文革”以及邓小平上台后的镇压“西单民主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

由于我出身“不好”,从十几岁开始,心中就有了“阶级原罪”感的烙印;加上我天性自由、恬淡,不喜欢政治、党派这一类的事情,所以在一切运动中都是被动的、逍遥的,从不积极参与。在全国沸腾的“文革”中,我依然逍遥,但心里对当时过度的个人崇拜,和四人帮的一些做法、观点有不同的看法。于是自己认为:大概是我出身的缘故,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事,我却看不惯呢?真的是“阶级烙印”需要改造啊!由此可见我当时思想的幼稚,这也说明“狼奶”喂养的成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卸去了“成份论”的包袱,改正了一些冤假错案,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觉得中国有了希望。对于邓小平、胡耀邦、万里和一些改革派的领导人,敬佩有加。现在想起来,这倒是和我的出身有关。我在封建大家庭中长到十几岁,1949年以后又接着喝“狼奶”成长,潜意识里有很多的封建观念,基本上是“圣君贤臣”的模式,所以把国家进步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的身上。所幸我的父母很有文化底蕴,生性善良耿直,因此在我的性格中播下了正义、平等、博爱的种子,使我终于在经历了六四丧子之痛后,能够站立起来进行抗争。

对于1989年轰轰烈烈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我开始是持旁观的态度。我曾告诫正在高中读书的孩子王楠不要去天安门,要专心读书。因为根据我的经验,运动最后都是一部分人被整肃,倒霉的肯定还是学生。我和王楠平时很融洽,几乎没有代沟,为此他还在当时的“午间半小时”节目中投稿表扬过我。但在那次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上,我们却常常发生辩论。他在学校午休时常去天安门照相和听人们演讲,回家来就把他的收获讲给我听,慢慢地我对学运的情况也关心起来。

最终让我的态度发生根本改变的,是那篇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那篇社论引起我极大的反感。我认为学生们的行为、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反贪污、反官倒。当时的示威游行,都是有秩序的,和平的,无任何暴力行为,绝大多数的群众都支持学生。政府对学生及群众的要求(上百万人的要求呀!)竟然采取不闻不问不理睬的做法,完全是对人民的不尊重,还不如封建社会的皇帝。现在又倒打一耙将学运定为动乱,将学生们打到对立面,不仅不公平,也会使事态恶化。“四、二六”之后,我和王楠有了共同语言,我们一致认为政府的做法是无能的表现,是对群众的蔑视,也暴露了专制的面目。不过那时我以为是领导层的问题,并没有认识到是共产党的本质决定的。我开始站在学生一边,当我知道王楠参加并组织了学校的“五、一七”大游行时也没有责怪他。

这时,我开始对“清官”政治产生了怀疑。

二、血的代价 擦亮了我的眼睛

提起二十年前那个恐怖的屠杀之夜,我心中仍止不住的振颤,那锥心裂骨的丧子之痛,将伴随我一生。

198963晚上十一点多钟,王楠已经回到他住的另外一座楼上,我们正准备躺下休息;突然一阵清脆的类似鞭炮的响声划破夜空,“开枪了!”我的丈夫惊呼。我马上的反应是:“不可能!”,我想四人帮的时候都没有开枪,现在怎么会开枪哪?即使开枪也是橡皮子弹。紧接着一串串的枪声、救护车的笛声、人群的口号声交织成一片。我绝对不相信,经过“文革”刚刚“拨乱返正”的共产党,会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我不相信是真的子弹。直到有朋友来电话,叙述了她目睹的木樨地屠杀现场,我才突然想起王楠!赶紧跑到窗户边向对面的11层望去,看到他房间亮着灯,“他没出去!”我的心放下了。但听到这持续不断的枪声、笛声、人声,我还是感到惶惶然不知所措,脑海里一片混乱,怎么真开枪!学生怎么办?街上的群众怎么样了?事情怎么结局呀!……

64凌晨,我推开王楠的房门,看见床铺没有睡过的痕迹,桌上留了一张字条:“我去找同学了。63。直到下午他都没回来,也没有电话。一向镇静的我此时心乱如麻,失声痛哭。来我家看望的人都安慰我说:“有不少人被抓了,问清楚后会放出来的。”亲友们分头找了两天,去了24家医院没有找到王楠的遗体。但看到那种凄惨的情景,有人进门就放声大哭,有人切齿怒骂。我则抱着一丝侥幸的心情,在煎熬中等待王楠的归来。

直到614,接到月坛中学的电话,让我去护国寺中医医院辨认一具无名尸。到医院后医生说,这是从天安门西侧28中学门前挖出来的,一共有三具无名尸,因为他年纪小又穿着军服,以为是戒严部队的战士,所以拉到医院了,经戒严部队辨认不是战士,才通知了学校。从服装和体貌特征辨认,肯定是王楠无疑。几天后他的同学来看我,说王楠在离家前给同学打过电话,说他要去拍摄历史的真实镜头,想不到他最终用年轻的生命见证了真实的历史。

一周之内我满头黑发中长出了一丛丛的白色,失去孩子的母亲,心中的悲愤无法形容。当巨大的悲痛稍稍平息之后,我内心理性地告诫自己:不能疯了也不能哭瞎了眼,还有些事没搞清楚:他是怎么中弹的?孩子头上有绷带,谁给他包扎的?为什么没送医院?又是谁给埋的?为什么要埋?就在这时有同事告诉我,在王楠曾经就读过的中学,64日早上6点钟值班人接过一个电话,自称是北大、协和联合救护队的吴姓男士说:你们的学生王楠一点半钟在南长街南口中弹,三点多钟死亡,学生证号是:*****……。我想他能报出这么长的学生证号,证件可能在他手里,至少他是个知情人。于是我开始了查清儿子死亡真相的征程。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基本查清他的遇难过程,找到了给他包扎的医生和一些目击者。我曾写过一篇《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将他的遇难情况公布于众。从中可以看出六四屠杀的残忍。

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很多人被打死打伤,我感悟到这不是我个人的杀子之仇,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国家的耻辱。也不仅是某一个人的决策问题,而是这个制度的问题。我开始对共产党产生怀疑,对几十年灌入我脑子里的道理产生了很多问号,促使我去学习、思考。由一个不关心政治懵懵懂懂的愚民慢慢地向公民转化,我从一个悲痛的母亲走向寻求正义、讨还公道的公民。

三、坎坷寻访路化解了我的痛苦

大概是199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一次电视直播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问题时说:不是我们不公布六四死者名单,而是家属不愿意公布,因为他们认为那会有辱他们的形象(大意)。我听了之后非常气愤,当即打电话到电视台总值班室,我说:“我听了李鹏的回答,那纯粹是说谎。我的孩子在六四遇难,我不认为有损形象,我要求公布名单。李鹏说家属不同意,从来没有任何人找我征求过意见,他都问过谁了?有证据吗?”我还说了自己的住址、单位、电话以及身份证号,我要求接电话的人向李鹏或有关部门转达。他答应了,可一直没有下文。

那时我已和丁子霖女士相识,经常在一起谈论六四发生的问题。他们夫妇在民主法制方面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们谈到李鹏电视答记者问的谎言,都十分气愤,慢慢地萌发了要寻找遇难者的念头,一则有了证据可以揭穿政府的谎言,二则大家同病相怜,可以互诉衷肠,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正在这时尤维洁女士在王楠的骨灰盒上放了一张字条,希望能和我们见面;1991年的春节,我和丁子霖、尤维洁三位难属第一次聚在一起。通过交谈我们感到有的遇难者家庭,不仅精神受到打击,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困难,更加坚定了我们寻访的决心。

我曾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报道:美国一位黑人母亲玛丽为了收集杀害女儿凶手的证据,在记者的帮助下追寻五年,终于将凶手告上法庭。还有一位台湾的柯妈妈,为了儿子的死,在台北立法院门前站立示威了八年,争取到立法保护交通事故的受害者,为以后的人们讨还了公道。这些母亲的事迹激励了我,使我增强了寻访的信心。由此我们想到必须掌握确凿的证据,才能和政府讲理,既然尤维洁有找到同命运人的想法,肯定也还有别的难属这样想。于是,丁子霖夫妇和我在多次谈论之后,决定走上这条坎坷的寻访之路。

我们虽然知道一些线索但不详细,那时的形势还很严峻,我们只能迂回曲折、想方设法、小心翼翼,才能找到遇难者的亲人。在那种高压的恐怖气氛中,寻访的艰辛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寻访中有的家庭确实有经济困难,可我们也是工薪阶层,能提供的帮助极为有限,虽然想了一些办法但都没成功。后来丁子霖女士从她的学生那里募集到第一笔捐款,分送给两个丈夫遇难的单亲家庭。1992年有一批留美学生回国,他们在美国电视上看到对丁子霖的采访,于是去人大找到了她,并带来了全美学自联募集的捐款和一些遇难者的家庭地址,使我们的寻访活动有了新的进展。以后,丁子霖不顾个人安危,在国外媒体上多次呼吁,得到了世界上善良人们的支持,使得人道救助活动得以坚持至今。

在寻访过程中,我们顶风冒雨走过多少大街小巷!酷暑严寒不曾挡住我们寻访的脚步,而有一次甚至被人推出门外。但我不觉得屈辱也不气馁,我心中有着母爱和良知的支持,这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和公民的责任。有人不明真相或者出于害怕,阻挠寻访也是可以理解的,只能更说明政权的黑暗。

在寻访中我也曾多少次地被感动:有的年轻人既不是受伤者也没有亲人遇难,他们只是凭着良知和胸中的正义,为我们提供线索,帮我们寻访,影响了自己的工作、生活,以致受到传唤、监禁,他们的行为激励我前行。有一次我找到一位难属,她听我说明来意后放声痛哭,她说:“六年了!我想总会有人在管这件事!”她倒出了心中的苦水,擦干眼泪加入了寻求正义的行列。还有一次尹敏和我去寻访她得到的线索,当走进袁长禄的家时我们惊呆了!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和一个同样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的少女!由袁老的大女儿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们,女儿也还有自己的家啊!老人告诉我们,他是1947年参加军队的老战士,身上还有那时留下的子弹,没想到他们的大儿子袁敏玉,竟被部队的子弹杀害了。

刚开始寻访的时候,有位年轻的朋友说:“你们两个老太太,能找出什么结果哪!”可是我们不这样看,只要努力就会有结果,在多方的支持下遇难者名单在增加,参加寻访工作的母亲也在增加,1994年由丁子霖夫妇撰写的《丁子霖——“六四”遇难者名册》终于在海外出版,将真相公布于世,我们有了结果!

在寻访中我化解了自己的痛苦,因为有很多人比我艰难得多。分担了他们的痛苦,也就减轻了自己心中的哀伤。

四、我与群体一起成长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当我得知丁子霖夫妇被无锡警方拘押的消息,心乱如麻。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不知如何是好,以前有事可以找丁子霖商量,都是她和外界联络。现在他们被扣了,我去找谁哪!正在这时徐珏来找我,她说吴学汉知道丁子霖夫妇被扣,建议我们写一封抗议信公开发表。我认为他们的建议很正确,于是拟好了信稿,讨论的时候为了防止警察抓人,我们约好在紫竹院公园的小山坡上见面,除几位主要难属外还约了江棋生参加,信定稿后又分头征集签名。那时的条件很差,只有尤维洁一人会打字,但又没有打字机,在外面打这样的内容,一般都不敢打也不安全,后来小尤不知从那里借来一部老打字机,打起来嘎拉嘎拉响,而且只能打直行。所以,我们的公开信中只有这封是直行。打完后我又找了一位认识的人复印了几张,给了江棋生一张,请他想办法对外发表;一封由我从邮局寄给当时执政的江泽民;还有一封我想用特快专递寄给美国一位和丁子霖很熟,也一直关心我们寻访的朋友。那时寄特快专递都要检查,为了不被查出,我特意先封好口,找了一位在邮局工作的亲戚,看着她替我发的。

不料第二天,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来了一位副书记和一位保卫干事找我谈话。他们问我是否认识一位姓林的华侨,我马上意识到寄往美国的那封信被扣了。从来没遇过这种事,我也没有心理准备,就毫不客气地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扣了我寄给林先生的信?你们有什么资格扣别人的信?”他们被我说得莫明其妙,回答道:“我们不知道什么信的事,是上级让来调查的。”我说:“这事你们不要管也管不了,谁让你们来调查的,你叫他直接来问我。”我越说心里越生气,不知不觉地高声嚷了起来:“你们先回去把事情搞清楚再来问我,他们把人无理地扣押了还不许人说话吗?”这位书记原来和我比较熟,人也不错 ,她知道我一向温和,见我这样发火她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转身离去。我在人民大学门口曾和便衣有过一次冲突,这是第二次面对政权的压力。而人只要胸中有正义,做事不违法,就会在压力下成长。

他们第二次来找我,是在1995年第一次六四公开信发表之后。他们说:“有人找部里,部里让我们来找你,你是不是和别人一起给上边写信了?”这次我有了思想准备,我要跟他们好好地讲道理,我说:“是!是有关六四的事,有什么问题吗?他们说:“你有什么想法跟组织反映,不要和他们搅在一起。”我回答:“六四屠杀的事你们管得了吗?我找你们,你们说得清吗?”他们又劝我:“要写信你一个人写,不要找别人一起,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哪?”我说:“人大提案还要十人以上呢,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再说他们是什么人与我无关,我只知道他们家里都有人被杀害,在这点上我们的要求是一样的,所以就一起签名了,这就够了。至于他们是什么人,做了什么违法的事那他个人负责。”我还说:“你们到都是共产党里的人哪,那王宝森(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自杀了难道也要你们负责?”他们无言以对。过了一会书记温和地说:“那你以后不要去找人行吗?”“为什么?”我说:“找人犯法吗?有哪条法律说不能找“六四遇难者?你知道这些人心里有多苦吗!你们不要逼人太甚,丁子霖就是被人大逼上梁山的,你们不要把我也逼上梁山。”想了一会她婉转说:“那你自己衡量吧!”从那以后她没有来找过我,改由公安出面监视了。

19984月丁子霖从无锡打电话告诉我,德国留学生的人道捐款被北京安全局冻结了,大家听到后非常气愤,共同写了一封给安全部部长的抗议信。为了送这封信,我和李雪文一起(当时她已71岁高龄),从下午找到晚上,才找到安全部的真实所在地。第二天十几名难属前往安全部,几经交涉才有一位姓刘的女处长出来接待,并将信收下。

1999年六四10周年前夕,我们决定正式起诉李鹏,并请一些律师替我们按正规要求写诉状。律师的诉状到5月中旬还没送来,我们有些着急,就由蒋培坤先生起草,大家通过了一份类似诉状的信件,并征集了120多位家属签名。517我和苏冰娴受大家的委托去最高人民检察院递告状信,丁子霖在家中守候,等待我们的消息。

517一早,我和冰娴来到位于北河沿大街高检的门前,那时它的大门离马路尚有十几米的距离,门前形成一个小广场(现在已建得和马路一样齐了)。我们先进入收发室出示身份证明说明来意,值班人员一口拒绝;我们又跟站岗的武警要求,他们当然更是不放行。正在着急的时候,里面出来一位骑车的中年人,我们走上前将他拦下,要求他替我们把信带进去,转给有关部门。他看了一下信的内容和签名的人数后说:“这些人都是签名的吗?”我们说当然是签名,他停了一下说:“那你们等一会。”半小时后他走出来,手里拿着那封信,叫我们在信封上留下联系方式,冰娴就写下了我们的电话和地址。

过了两天律师们写的正规诉状送来了,丁子霖召集大家读了以后觉得很好,有犯罪事实、有法律根据、又有证人证词,符合法律要求,于是就决定再补送一次材料。524日上午我和冰娴又来到高检的收发室,说明是为17日的诉状送补充材料的,他们还是不收。当我们多次想拦住出来的人,请他们转送材料时,和上次不一样了,每个人都坚决摇头拒绝。我们知道一定是有了指示,不许传递材料。正在这时有一辆挂着“警卫”牌子的黑色轿车,减速转弯驶向大门。我们想到了古老的方式——拦轿喊冤,于是飞快地奔向汽车。这时门边的武警拦住了我们,那辆车犹豫了一下缓缓驶进大门。不一会,出来一位自称是处长的人,他叫我们和刑侦厅联系,但又不告诉联系电话,其实,这点事难不倒我们,不远处有座电话亭,我们从查号台查到了号码,拨通了刑侦厅。一位男士接的电话,他说:“你现在把材料送到收发室吧,他们会收下了。”果然这次送过去时,收发室的值班员对我们看看,把材料收下来。但我们向他要收条时,他说:不是有联系电话嘛!你们回去等吧。可是我们已经等了十年了,还没有任何消息。什么“依法治国”那只是一句空话。最高人民检察院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御用工具罢了

六四10周年时,万安公墓的难属组织了集体祭奠,顶住压力一直坚持到现在。从那以后,对我的监视次数增加了,同时也对其他的“天安门母亲”实施监控。但这些丝毫影响不了我们的决心,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意志,因为我们心中有母爱、正义和良知。

直到2004年六四15周年的前夕,当局制造了“文化衫事件”,对我们的打压达到顶峰。为了香港同胞寄来的几十件文化衫,将我和黄金平抓进安全局的看守所,对在无锡的丁子霖监视隔离,并竟然给我们冠以“涉嫌煽动颠覆政府罪”的硕大罪名。当局的打压在华人中和国际上引起强烈的抗议,诬陷之词又无法证实,无奈之下才将我们释放。

…………

二十年来,通过群体抗争的一件件事情,我的心灵在痛苦中煎熬、意志在锤炼中坚强、思想在打压中成熟,我和群体一起在抗争中成长。正因为这些年的锻炼、学习和交流,我逐步看清了这个制度才是草菅人命、贪污腐败的根源。只有实行民主、法治,公民的权利得到真正保障时,中国才有前途。所以我签署了《08宪章》,表达了我心中的理念。我们已经艰难的走过了20年,前面的路也许很长、也许更坎坷,也许我看不到正义的阳光,但我仍会无怨无悔地走向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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