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春友:历史走出了多远——纪念遇罗克牺牲43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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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国当代独立思想的先驱者遇罗克遇难43周年的日子。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年仅27岁。他遭遇这一致命灾难的原因,是因为他写出了不同于官方观点、主张平等的《出身论》。这一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我们国家的悲剧,值得我们深深地反思。
  
1.遇罗克时代结束了吗?遇罗克是一个历史的标尺,可以衡量出历史的进度。从遇罗克1966年8月写出论证人的身份平等的《出身论》到现在,不知不觉间,历史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我们的历史走了出了多远呢?他提出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一方面,历史确实有了前进,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前进的速度又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历史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所改变的只是量,而不是质。
  
比如,在政治犯方面,进步的表现是不枪毙了,但依然有关押和流放,政治犯的存在本身就说明我们并没有进入现代文明,而依然处于遇罗克的时代;言论、出版、新闻比那时宽松多了,但控制一直没有放松,因言获罪的现象至今屡见不鲜;现行反革命罪取消了,但还是有与之类似的颠覆国家罪;在社会平等方面,虽然不讲究出身了,但社会不平等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遇罗克说:“十年来滋长了一种诡辩式的‘理论’,承认并扩大了不平等。长此下去,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有什么区别?存在着不平等,根本就谈不上民主、自由,国家也就没有前途了。”(引自遇罗文:《我家》第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三十多年的改革,并没有根本解决平等的问题,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仍在不断地加深着,与遇罗克时代一样,“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上”(遇罗克语,引自《我家》339页),虽然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但实质未变。最高权力废除了终身制,但依然集所有大权于一身;相应地,各级政府和机构的一把手依然大权在握,说一不二,俨然一个个小皇帝。
  
所有这些都表明,毛式统治模式依然在延续着,而只是有所弱化而已,可以说是弱毛时代。
  
就此而言,我赞同不应把前后三十年分割开来的看法,因为,尽管改革开放时期与毛时期相比,确实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但就实质而言,这些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治体制的本质,前后两个时期以一贯之的那个精神是没有改变的,这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名词掩盖下的那个政治模式–集权体制和其中所贯穿的煽动仇恨和敌对情绪的阶级斗争论。
  
有些人由于对现在的改革不满,就怀念或主张回到毛时期,这实际上是把两个时期对立起来了,以为毛式模式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完全错了,因为,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毛时期那些问题的继续,就是说,是因为毛体制并没有退出历史,改革中出现的那些问题的原因与毛时期的原因是一样的。并彻底否定毛式体制,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那些问题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若是以毛式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灾难。
  
正因为根本的政治体制问题没有解决,毛式统治模式依然存在着,我们这个社会就随时有可能发生文革式的野蛮行径,而且还有可能会变本加厉,超过毛式文革。1989事件和重庆小文革就是明证。毛时代还没有发生过以正规军对抗民众的政府行为,即使在最严重的“四五”事件中,也只是动用了工人纠察队。只要权力还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只要权力没有有效制约的力量,那么任何荒唐、野蛮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草菅人命的行径就不可避免。
  
2.为什么在这个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家里会出现如此野蛮的、草菅人命的事件?为什么在以人民的名义设立的执法机关里会出现对人民的惨无人道的酷刑?当我第一次读到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人的遭遇时,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所遭受的非人的摧残,那是在日本鬼子的监狱里才会发生的呀!他们那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多么像过去被日本鬼子或国民党抓进监狱的共产党员!天朝的主宰者曾经控诉别人对他们的这种残暴,为什么他们掌握了政权以后又以同样的残暴对待别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极少看到有人表现出同情之心,每个机构的人都好像是冷冰冰的机器,在执行着主人的指令。这是多么令人恐怖的一架机器!
  
原因就是这种党国一体制度和它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由于一体,每个人要想活命,就得驯服地担当这个机器上的螺丝钉;同样地,一个人一旦被宣布为“敌人”,那么所有的螺丝钉就得同仇敌忾、落井下石。
  
由于所有资源都掌握在一个机器手里,人们便不得不奉迎它,以换取活命的资料。于是,说假话就成为必然的了,皇帝新衣、指鹿为马的故事便到处上演着。遇罗克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谈到受批判的《红日》时写道:“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作为证明。”(引自遇罗文:《我家》第56-57页)于是,压制言论的自由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因为自由的言论会加重统治者的“压力”,所以必须把这种压力转嫁到臣民身上。
  
因此,把恐怖灌输到每个人的心中,也就成为必要的了。因为有了恐怖,人们就不敢说真话,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就会老老实实做奴才了。于是便有惩罚式的教育。相应地,便必然配以洗脑教育,无知的臣民是最好统治的,这样的臣民以权力的判断为判断,没有自己的主见,甚至没有自己的意志。
  
于是,臣民们便成为麻木的看客,当某些不驯服的臣民被处置时,他们中最好的是漠然以对,而大部分则是热闹的看客,甚至可能还为之感到“大快人心”。
  
3.那么,怎样才能够改变毛式体制呢?近年来已有众多的有识之士、包括党内的一些开明人士提出了各种方案,其中的一个共识便是“顶层设计”。这当然是最好的方案;然而,这个方案却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只是一种偶然性。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一种集权制度能够进行自我革新、限制自己的权力或者与他人分权的事例,在过往的历史上还没有看到过,只是当代的台湾和缅甸有过,它们是从极权统治转向民主的,可见这种概率如何之小。再者,如果把政治体制变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顶层设计”,那就如同把全部的希望寄托于毛一样,亦然是在期望着救世主的出现。
  
因此,这等于把自己的希望绑缚到了一个发生概率极小的事情上,它的发生只能是奇迹。
  
于是有人提出革命。但是难以想象,这个革命是什么样子。在现在这个时代,不可能有什么占山为王之举,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占的山了。如果真有革命的话,也可能是整个社会的失控和混乱,而那是算不上革命的。
  
我能够想到的是,在推动顶层设计
的同时,我们每个人都重视自己个人的力量,都应当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就如同遇罗克当年所做的那样。我们常有的想法是,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因而乐于作一个历史的旁观者,甚至作一个血腥事件的旁观者,更有不少人是助威的看客。
  
实际不然,毛时代的反右、大跃进、文革,无一不是借助了个人的力量。我们看到,那时的绝大部分人,包括知识分子,几乎全部丧失了自己独立的判断,以党的判断、最后以毛的判断为自己的判断,每个人都唯恐自己不够进步,于是便响应号召,告密、落井下石、揭发甚至陷害他人,自觉充当专制统治的工具,人人以争当这个工具为荣。像遇罗克这样有独立判断的人,十分罕见,就连保持沉默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就此来说,尽管这些残暴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毛,应当由毛负根本性的责任,但其他所有参与的人、尤其是那些丧失了独立判断而跟着无限吹捧的知识分子们,也是有责任的,因为正是他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那时过来的知识分子们多有怨言,似乎他们都是受害者,可是翻开历史看看,他们同时也是迫害者,迫害者被迫害,这是一种内在的逻辑。典型的例子便是胡风,他在他1949年10月1日写了一首诗,叫做《时间开始了》,无以复加地吹捧这个新政权,吹捧毛;结果,最后被这个吹大的气球崩了一下,受伤不轻。如果那时不是这样,知识分子们多一些沉默者、不合作者,历史也许不会如此,至少会少一些受害者的罢。
  
总结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不少的教训。
  
第一,作为一个个体,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不能以任何他人的判断为自己的判断,尤其不能与手握全部权力的人有着同样的判断,否则便会贻害他人,最终也会贻害自己,你伤害别人的逻辑也一定会延伸到你自己身上,你也许现在还没有受到伤害,但是早晚的事。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或者拿不准是对还是不对的话,那么有一种方法可以避免你做错事、作伤天害理的事,这就是:沉默。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说明你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和思维。
  
第二,消除恐惧。恐惧是人人都有的,尤其是在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中,人们为了生存便常常在明知是错误的前提下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从而支持了极权统治。在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时期,这样的事情不计其数,连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仅仅为了生存就去伤人害命,是缺德的,违背人伦的;尽管没有亲自伤害,但嫁祸于人便是犯罪了。如果不是危及到生命,告密和嫁祸于人都是不能谅解的。
  
消除了恐惧,便可以产生对抗非正义力量的勇气。遇罗克可以说是对抗强暴力量的典范,他明确意识到自己独立见解的后果,他说:“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会把我的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任何惩罚都是压不倒那些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牺牲。战斗的甘与苦全部在这里。”(引自遇罗文:《我家》第76-77页)

遇罗克确实是一位英雄人物,有着超人的勇敢,我们一般的人是难以企及的;实在说,在遇罗克面前我们会感到惭愧,因为我们缺少他那种无所畏惧的气概。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懦弱的理由,也不意味着我们这些普通人就可以放弃自己的责任,随波逐流,无所作为。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做他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事,这些事只要是正义的,虽然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却是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就如同涓涓细流汇成浩瀚的江河一样,单个的细流是容易截断的,可是,当它们汇成江河的时候却就不是这样了,江河中所有的东西都会被这巨大的流水推向大海。历史便是这样的洪流,这时每个个体也就都成为了塑造历史的英雄,每个人都在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历史。

第三,因此,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力量并不渺小,相反,是伟大而坚韧的,只要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个体具备了民主的意识,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了反抗非正义力量的勇气,这个社会的文明也就指日可待。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有许许多多遇罗克式的人物在进行着推动历史进展的工作,他们忘却了自己的生死,为这个崭新时代的诞生而斗争着。那么,我们这些缺少他们那种英雄气概的人该怎么办呢?我想至少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不合作。

不合作,就是不与任何不义的力量进行合作,绝对不作对其有利的事情,不为其添砖加瓦,当需要说假话的时候保持沉默,当需要参与的时候保持距离。

通常的想法是:大多数人都对于不义视而不见,甚至采取合作和支持的态度,我自己不合作有什么意义呢?不!这是一件具有伟大意义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不义到你为止,这时你便成为一堵墙,把不义阻挡在了墙的另一边,于是你的身后便是一片正义的天空。即使你只是在一个小小的山村里,我相信,这片微小的天空也会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这样的不合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能的,是对抗强暴的最后一种方法。即使在反右和文革那样暴烈的时代,也还是有不合作的可能性的,依然有一部分人保持沉默和距离。如果那时候有更多的人采取这种态度,而不是那样争先恐后地投入进去,那么历史的悲剧就决不可能这样惨烈。

你也可能会说,有时我们弄不清楚何为善恶怎么办?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是因为事情有时过于复杂,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的判断能力有高有低。不过总还有办法来确定,最后的一种办法,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交给我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你要做一件事情或对某些事的性质不能作判断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在自己身上试一试,一般说来,就能够辨别什么是正义了。比如有人觉得文革好,那么他们就可以把文革时的暴行加到自己身上试一试,是否可以接受。还有另外的一条底线,那就是:不要伤害他人–这正如我们不希望别人伤害自己一样。

没有受到制约的权力必定是暴政,但是,当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对这个暴政保持距离的时候,它也就受到了制约;当谎言盛行的时候,假如大多数人保持沉默,它也就没有了市场。自由并不是谁给我们的,相反,它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中。

遇罗克在临刑前夕写下了两手诗,寄托着他对于后人的期望:
  
七绝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五律
  
神州火似荼,  
炼狱论何足。  
义举惊庸世,  
奇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  
风雨更歌哭。  
唯念诸伯仲,
时发一短呼。

现在看来,这个”遗业“不仅仅有赖于”众英“,更有赖于每个普通人的觉醒;一个普通人的呐喊也许只是一声”短呼“,但那也是真理的呼声,这样的呼声多了,便会成为震动人们心灵的”长呼“。

遇罗克的话语至今听来依然铮铮作响:“我不能背弃自己的信仰。我个人家庭算得了什么?我个人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即使为此进了监狱,若干年后也总会有人回忆起,在那危险的暴风雨岁月里,他发出了维护真理的声音”。(引自遇罗文:《我家》第124页)这从历史深处发出的真理的声音,指明了历史的方向:因言获罪的时代早该结束了!
  
我们每个普通人难道不应该听从这个真理的召唤吗?个体能够走多远,历史也将会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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