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中国向何处去还是一个真问题——纪念杨小凯教授学术研讨会纪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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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杨小凯教授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3年7月7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召开了“纪念杨小凯教授学术研讨会”,纪念九年前英年早逝的杰出的华人经济学家和伟大的宪政主义者杨小凯先生。近40名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士参加了会议。

一、缅怀小凯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教授):中国向何处去还是一个真问题

我跟各位老师汇报一下我在火车上思考。因为杨小凯我一不认识,个人没有任何交流,要说受他的影响,为什么今天来了?早期读他的著作和文章留下了一些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这不是简单的印象问题,实际上起到启蒙的作用。

也就是说在早期,我印象当中比较深,90年代中后期受全民大经商的影响,还在一家公司兼职,不认真的学习,也不认真教书,读了杨小凯书之后,对我影响很深,九十年代中期是思想大讨论的有过两次,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所有的学者里头,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现在我想回忆起来,对印象很深是他的理论,我特别同意小和说的,他是思考大问题的思想家。我当初关注他的东西是一大一小,一是他的产权理论,他的产权理论说得很细,底子是古典经济学,然后受哈耶克的影响很深,奥派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很好的继承,新古典已经走样了,杨小凯是非常正宗受哈耶克影响很深的,思考中国问题上有独到的创解。
产权理论,当时印象给我很是三点,认同科斯定理,自己建立的模型分析中国问题,认为市场失败是产权定义不明白的结果,这种说法比较普遍,但是他认为用自己的模型分析之后,在界定产权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外生的费用,减少产权不清会产生一些内生的交易费用,这两种费用加在一起,两全很难兼顾,产权有的时候不一定需要界定得很清楚,产权界定清楚必然呼吁政府的作用,使得产权越界定越不清楚的情况发生。而且提出非常重要的问题,界定产权不像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得那么重要,有的时候企业家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产权有的时候说得并不是特别清楚的,在博弈过程当中,只要规则非常确定,非常公开非常公平,有些不清楚的产权问题可以在交易过程当中解决,由企业家自己解决反而更有效果。

在他的心目当中法律,一个公正的法律应该比界定产权更重要,而且法律应该留给人们非常自由宽广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只有效率在自由的产权买卖当中自发形成,细不细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对我启发是非常大的,只有他这样说,印象非常深,我不是研究产权,我研究财税问题,财税问题很大的问题就是产权,税收在产权之后,向人家征税,先界定产权,因为税跟私有制结合的,如果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的话,就没有税收问题,税收肯定要侵入产权问题,他一说对税收的问题思考得很清楚,渗透到企业家有一部分产权是自己决定的,并不是完全由政府决定的。在上面思想的基础上,非常严厉批评国有企业官办的性质,国有企业越发展,对外企和中国的私企产生直接争利的作用,十几年前就这样说,而且现实当中仍然这些问题都存在。大多数中国学者忽略了一个问题,政府能否办国企的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以后,特别指出这不是效率的问题,中国的学者经常用效率高不高解释这个问题,这是最根本的游戏规则的问题,政府应不应该办,市场经济能否办国企,在他思想和思考的水平尚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越说越不清楚,在杨小凯看来,政府不应该办企业,他是经济当中的第三方,国家超脱于社会之上,当交易双方产生契约纠纷,政府调解,如果你成为一方,就跟运动员当谈判的角色,你下场踢球,弄成中国足球队的结果。垄断若干个领域,不让民企竞争,不让民间投资竞争进入,自己垄断高额的利润,既养活着国企,又高价买单,实际上损害的是大众的利益。

这种理论其实就告诉我们,公有制是不能够跟国有企业这样经济结构为主导的经济相兼容的,提得非常清楚,大多数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犹犹豫豫,等到杨小凯不在了,没人这么坚决声张,国企以改革名义圈钱,国企做大了,不好办,国企比较衰弱,改革是好机会,从放权让利的改革,创造了没有坚持到那么长时间,但是给后人留下改革的空间,从有计划的商品走到市场经济一步步往前走,别管叫社会主义还是不社会主义,根本不看重这个问题,后面的人往回走了,从九十年代中期往回走,走到没脾气的程度,国企做到这种程度,这样的经济结构就不好办了。

关于产权的问题,企业家对企业剩余权起类似专利制度的作用。保护产权不止是政府的事,企业家对企业的剩余权,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有点像剩余价值,这个剩余权靠创新的,什么是创新,企业家的创新不是技术创新,企业家的创新,熊彼特有非常清晰的界定,经济的要素,生产要素重新组合,重新组合一下也是创新,有几个方面的创新,我们经常把创新弄成科技创新、技术创新,其实在熊彼特看来,只是发明,发明能否用于生产过程当中能否创造出价值呢,那是靠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瓦特就是看看壶盖能否冲开,没有再大的作用,没有后来两个企业家介入,试验很难成功的。我们对创新问题在杨小凯认识也没有进步,政府给企业钱,天津骗了政府不少钱,花了就花了,天津叫科技小巨人,哪有小巨人,就是把钱花了而已,如果不尊重企业创新和创业的权力,企业家就不认真创业创新,骗你的钱花,到最后企业耽误了,政府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企业家对企业剩余权起专利制度作用的问题,需要现在的经济学家好好解释和学习一下。

宪政问题,这是大的问题,这是比较具体的,第二个问题对我影响比较大就是宪政,宪政影响我比较深,我也文革出来的那一代,外语不行,基本上主要是看国内学者能看得懂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杨小凯,我才知道宪政怎么回事,后面是刘军宁。杨小凯宪政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他提出来制度转型的核心是宪政。

制度转型的核心是宪政,经济体制的转型只是制度转型的一部分,避开宪政问题或者立宪问题或者宪法问题,宪法是法律条文,如果把法律条文落实到实际当中实施就是宪政,这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否定宪政就是否定宪法,我不理解现在争这个什么,宪法落实下来就是宪政,不知道法学家怎么样想的,反对宪政也不是这样的反对法。当时提双轨制,最典型的原因,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改革当中拒绝了宪政的思维,只能容纳经济改革,不能容纳其他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必然导致所谓的双轨制。他一直提出来,只要拒绝宪政,必然就是反对分权,所谓宪政我理解,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宪政,这个宪政如果用最简单的理解,其实就是现实当中如果有一种权力存在的话,必须有另一种权力管住他,当然这样解释不严谨,可是我理解,宪政核心的思想,你只要现实当中有一种权力,必须有另外一种权力关注他,世俗的权力能够超脱于所有的权力管住其他所有的权力,那就不是宪政了。

杨小凯强调两点,如果缺失宪政,政府会借助特权垄断经济利益,抑制民间自由竞争,扭曲市场的价值,使市场价格指示器发挥不了作用,因为价格指示器数字是不准确的。第二,权力没有制衡,就会导致追求一党之私,这种情况很难避免,所谓受贿、贪污,凡是对权力有利的事情大行其道,到最后权力是最重要的,维稳其实也是维护权力,百姓离大众的利益越来越远,以至于不知不觉就对立起来,越来越理解历史,开始的时候权力越来越得不到制约,跟大众的利益对立起来,不这样,开始好极了,不想对立,口头不是对立,咱们是一家,其实已经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比杨小凯那个时代要严重得多。小名叫杨小凯,大名叫杨曦光,我觉得叫杨曦光更好,思想的晨曦给我的印象,那么早就去世了,英年早逝,他的去世给人非常美的感觉,小和说他研究大问题,他应该是想大问题的人,再活十年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一个民族总要有思考大问题的人,思考大问题的人英年早逝,但是思考的问题非常有价值,后人在此基础上来继续思考,把中国的改革,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是宪政改革推向新的境界,这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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