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宁:红二代在中国政治巨变中将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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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的文章《胡德华讲话与“太子党翻脸”》,对太子党胡德华大加赞扬,对中共新的最高领导,太子党的习近平抱有希望。后又看到杨光的文章《从薄到习毛派復兴路线图》,才知道他是一个反共分子,政治右派。红二代胡德华不过被杨光利用了一下。杨光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根本原因就是对自己一派没有信心,知道自己一派很少有人支持,于是总是幻想天上掉馅饼:哪一天,中共突然崩溃,中共主动宣传解散,把政权拱手让给政治右派。我一直告诫他们,不要做白日梦了。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得人心者得天下,没有人民的支持,你们永远上不了台。我在十八大之前,很少提到习近平、李克强,因为我对这二位不抱希望,对中共不抱希望。正是因为如此,我现在也不感到失望。中国的政治巨变,实现民主化,靠得是人民革命,而不是谁的恩赐。中共高层没有蒋经国,胡耀邦、赵紫阳,连戈尔巴乔夫、叶立钦也没有。我们用不着一天到晚研究习近平、李克强,研究其他政治局常委,研究所谓的“团派”、“江派”、“太子党”。想象中共高层中谁会代表反共集团,代表政治右派,谁能搞“非毛化”,谁会背叛共产党,跑出来打倒共产党。这些不过是痴心妄想。

我一直反对用“太子党”这个含有贬义的名词。在古代,“太子党”是与“皇后党”相对立的。而在现代,在中国,太子党一词,含义已经变了。正如杨光所说:“‘太子党’终究只是一个蹩脚的比喻,人们用这个词指称一种政治现象——权力血统主义现象——而非指称一个组织、一个内部一致的党中之党。”说到“权力血统主义现象”,不但亚洲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就是西方民主国家,也有发生。日本就不用说了,最民主自由的美国也有肯尼迪家庭,布什父子总统,克林顿夫妇,两个罗斯福总统也有近亲关系。这种权力的继承是家庭环境造成的。古代就有子承父志,将门出虎子的说法。当然,父母靠权力和影响帮助不怎么样的子女谋取官位是不对的。我一直主张用“红二代”一词来称呼这批人。同时,我反对将江泽民、李鹏这一代的子女称为“红二代”。更不用说胡锦涛、温家宝这一代的子女了。因为他们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与所有的人都一样,算不上参加革命,不是红一代。(要知道革命是要掉脑袋的,那里很少有人敢于参加革命。)他们的子女当然也就不是红二代了。他们的子女应称官二代。

杨光对红二代竭尽贬低之能事,却对胡德华进行了肉麻的吹捧。他说:“‘太子党’是一个鱼龙混杂的群体,既有让人看着难受、听着可乐的毛家‘伟人苗裔’,也有大胆放言‘准备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朱家‘孙子将军’,更有一大批雄赳赳、气昂昂驰骋政商两界的牛人、猛人、达人、名人。能言善道之辈自然也所在多有,比如王岐山能侃,刘亚洲能文,薄熙来能辩,‘今上’习近平的言谈能力也不错——比其前任胡锦涛至少高出一个档次。但是,像胡德华这样一篇既有思想深度,不乏独特见解,又颇有口才魅力,措词得体、语带机锋、观点犀利、不失幽默的上乘演讲,似为‘红二代’、‘红三代’里所仅见。如果不署名,很少有人会想到出自一位‘红二代’之口,因为人们很难相信官大钱多学识少的‘红二代’群体竟藏有如此高人。行家一开口,就知有没有,胡德华的讲话奄有大家风范,在思想、见识、修养、气度方面远远超出了“红色后代”的一般水准,真不愧是耀邦后人。这样宝贵的文献是应该广为传播而绝不应该被埋没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胡德华的有些话,政治右派听了很中听,。但杨光们不要忘记,胡德华即使对某些红二代有所批评,但政治上是不会与你们站在一起的。

杨光对胡德华的吹捧太过分了。红二代中胡德华水平并不高,比其兄胡德平差远了。红二代中出名的人,成为高级领导人、大企业家、文化名人的人,并不都是优秀者。就是习近平、李克强等人也非最优秀的。相反,在未出名的人中,在没有成为高级领导人、大企业家、文化名人的人,倒有很多优秀者。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较早看出中国问题,中共问题的人,有不愿意同流合污的人。他们的思想、能力更胜一筹。今后的历史会证明这一点。

杨光说:“针对‘竟无一人是男儿’,胡德华说:‘是不是手握现代化的武器,驾驶着第三代主战坦克向着手无寸铁的苏联人民开枪开炮,横冲直撞的军人就叫男儿呢?’”其实,习近平不是这个意思。习近平要党的干部、党员站出来拯救处在危机中共产党,并不是要搞军事政变,开坦克镇压人民,而是要党的干部、党员站出来,以自己的行动使党重新获得人民的拥护,其中包括限制中共权贵阶层的贪欲,给老百姓以实际利益,推进中国各项事业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胡德华这种歪曲他人,然后加以批判的手法,是文革手法。

杨光说:“针对“两个不能否定”,胡德华指出中共其实一直都在自我否定,文革否定了十七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文革,不能否定就没有习近平的今天。他反问:‘我们是不是文革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彭德怀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右也不能否定,是不是薄一波依然是革命的叛徒也不能否定,是不是毛主席所说的习总的爸爸习仲勋‘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也不能否定。如果说都不能否定那我们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否定的是改革开放,不就把我们自己给否定了吗?’”胡德华这段话是反驳习近平的“前三十年,后三十年都不能否定,特别是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话的。习近平说得并没有错,他知道否定前三十年,实际就是否定共产党。胡德华显然搞不清什么叫全局,什么叫局部。你把前三十年否定了,不是把你爸爸胡耀邦也否定了吗?胡耀邦在前三十年中的前十七年一直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共产党是不能否定它领导的前三十年的,尽管在前三十年中有很多严重的错误。那么,后三十年中就没有很多严重错误了?胡德华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是糊涂的。于是被政治右派杨光们所利用。

杨光对红二代的分析是正确的:“是一个鱼龙混杂的群体”。我在年青时代(四十多年前)就预言,将来这个群体会分道扬镳,好的很好,坏的很坏,不过,他们在三、四十年后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会起重要作用。现在的现实证明了我的预言的正确,今后几年里,还会继续证明我预言的正确。

杨光借用胡德华的话,证明红二代的低能,甚至不堪。红二代中当然有很差劲的人,但也有非常优秀的人。他们比早十年、二十年的那一代人强,也比晚十年、二十年的那一代人强。红二代属于社会上所说的“老三届”,属于红卫兵一代,属于知青一代。这一代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读书是少了些,但是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上山下乡,经历过苦难,曲折,从社会上学到的更多。所以他们是很强的一代,特别是在政治上。红二代是“老三届”中的一批人,具有“老三届”的很多特点。杨光把“红二代”群体描写为:“官大钱多学识少”。又引用胡德华的话说:“现在的领导人都比我还小,那会我们受的教育非常有限。我只上到高中,习总跟我妹妹一样大,只上到初一”,“六六年文革之后,任何书都没有了,想学也没有的学。书店除了毛主席选集,毛主席语录,甲种本,乙种本之外,其他一切文学艺术科学教育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的书都没有了,多可怕,一片空白,学什么呀。”胡德华所说有片面性。不能认为上过多少年学,就有多高的文化。胡耀邦只上到初中一、二年级,但他非常喜好读书,他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二十四史》等篇幅浩大的重要著作,这在中共高层是很少见的。胡耀邦应该是中共中文化素质很高的知识分子高级干部。在“老三届”这一代人中,一部分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非常喜好读书,他们寻找各种课外书来看。特别是想方设法找到一些禁书来看。并且相互交流,谈论读书体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上山下乡的农村,仍然如此。干部子弟与知识分子子弟相比,更热衷于政治,更关心国家大事,政治上更大胆。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突出的表现。不关心政治,逃避政治的人当不了政治家,不犯错误的人也成长不起来。邓小平在文革后,从反面接受教训,非要提拔“逍遥派”,结果提拔了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黄菊等这批人,这批人干了十年,社会评价很低。这批老大学生,学生党员是非常听党的话的,循规蹈矩,他们除了看党组织指定的书,其他书很少看,更不用说禁书了,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很显然,红二代中的一部分人读书更多。一些高干子弟更有读内部书籍、文件、大参考、小参考等的便利条件。有些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家庭文化气氛很浓,家中藏书很多,这都为这些干部子弟文化素质的养成提供了条件。一些高干子弟思想、见识也很超越时代。近年有人把林立果搞得《五七一工程纪要》拿出来,大加赞扬,其实他们不知道,当时很多高干子弟中的有思想者都有类似思想。

你问一问薄熙来兄弟有没有类似思想?顺便说一下,林立果的思想有些过,并且是实用主义的。林氏父子如上台,他们在专制独裁上,绝不会逊于毛泽东。

杨光又对红二代做了自己的解读:“那一代人如今已成为中共政坛的绝对主力,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设想,先要让他们学会造反、革命,把他们在“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那里学到的那点可怜的文化知识尽量吐出来,最高指示说,“书不能读得太多,……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造反之后送他们下乡去吃点苦头,“接受再教育”,越苦越累越脏越能磨练革命意志,最好是身上有泥巴、脚上有牛屎,伟大领袖说过,牛屎比知识分子更干净。如此折腾下来,青年成为中年,便可成长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红二代的一些人“成为中共政坛的绝对主力(应是相对主力)”,是意料中的事,但他们并不是红二代中最优秀的。将来历史会证明这一点。此说就扣住我文章的题目了:红二代在中国政治巨变中将起重要作用。不是说红二代都好,也有很坏的。我重复我上面的意思:中国最好的政治家有不少是红二代,中国最坏的政治家很多也是红二代。实际上红二代早已分道扬镳了,只不过很多人到今天才意识到。

杨光接下去所说就更是胡说八道了。杨光把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都认定为邪恶,这完全是人数很少的政治右派的思维。杨光说:“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设想,先要让他们学会造反、革命,把他们在‘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那里学到的那点可怜的文化知识尽量吐出来,最高指示说,‘书不能读得太多,……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造反之后送他们下乡去吃点苦头,‘接受再教育‘,越苦越累越脏越能磨练革命意志,最好是身上有泥巴、脚上有牛屎,伟大领袖说过,牛屎比知识分子更干净。”毛泽东确实很重视对青年进行革命教育,但毛泽东从来没有要求青年把在学校里学到的那点可怜的文化知识尽量吐出来。毛泽东后来指示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毛泽东就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他不可能反对读书,他反对的是死读书。不应引用只言片语,再加以歪曲解释。至于把青年,知识分子送到乡下去,“吃点苦头,‘接受再教育’,越苦越累越脏越能磨练革命意志,最好是身上有泥巴、脚上有牛屎,”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是对多数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必要提出这样高的要求。但是,对要搞政治,要被培养成领导干部的青年、知识分子需要有这个要求。“三门干部”是不行的。他们没有吃过苦,没有读过“社会”这本大书,怎么当领导干部?现在“知青一代”多数从干部队伍中退休,干部队伍普遍倾向于权贵阶层,不再代表工人、农民、社会底层民众的利益。这是令人愤慨的。近三十年来,过分重视学历,使干部培养、选拔走上了歧途。实际上,习近平、李克强等高级干部的在职研究生的博士、硕士学历有什么价值?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从来不讲学历。英国的梅杰,以高中毕业生的学历成为英国首相。我认为“老三届”,包括他们中间的“红二代”是很优秀的一代,他们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可能科学家、学者、优秀的工程师、教师、医生等专业人才较少,但优秀的政治家、思想家、社会工作者、作家等却较多。这一代人普遍地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有不少人。虽为草根,却忧国忧民。一个国家的进步,特别是政治、社会大变革需要有这样的人的支持。现在的青年人享乐主义太严重,将来能不能接班,令人担忧。

杨光说:“君不见,在此种“毛泽东思想大课堂”里毕业的薄熙来、习近平们几乎每次即兴讲话都会不假思索当众背诵毛语录。我们完全可以合理怀疑,当他们运用手中大权的时候想必也会不由自主地以毛泽东式的思路、毛泽东式的手腕去运用,因为在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逐步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他们最需要文化知识和文明教养的时候,毛泽东无情地将他们投入一场反知识、反文明的浩劫,粗暴地剥夺了他们正常求知的权利,在如此坑害他们的同时,毛还要以雷霆万钧的威力逼迫他们日复一日地歌功颂德、感激涕零。当然,习近平、薄熙来都很能干,很聪慧,堪称“红二代”中的佼佼者,他们虽然从毛时代的文化荒漠和政治苦难中走出来,但完全有能力也有机会弥补青少年时代的教育偏差和价值失误,但是,他们愿意这么做吗?至少从薄熙来身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说明他这一生都未曾摆脱毛时代所造成的严重的知识缺陷和价值偏差,仿佛改革开放这30多年对他的改变根本顶不上文革那十年对他的塑造。”杨光这一段有如下错误:1、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反面的、邪恶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有错误的思想,而更多的是好的思想;2、中国今天、今后任何领导人都不可能再搞文化大革命。温家宝指责薄熙来要搞文化大革命,是打倒政敌的一个卑劣手法,现在经常被政治右派采用;3、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有好,有坏的,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是错误的;4、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及重庆模式虽有缺点,但很难否定。唱红歌是人的权利,中国各地的黑社会还不严重,还不该打吗?民营企业家有些是红道黑道通吃,一夜暴富的神话是怎么创造出来的?5、面对严重政治危机,尖锐社会矛盾,中国是不是需要一些有很高水平,超强能力,有敏锐眼光,很大魄力、胆量的政治家?我看,这样的政治家很难出身于平民,很可能是红二代。

值得注意的是,杨光不仅吹捧胡德华,也小心翼翼地避免触犯习近平。他极力反对有人认为胡德华“斥习”,他说:“说胡德华‘斥习’显然用词不当,胡德华的批评的确不讲客气,但他摆事实,讲道理,光明正大,态度恳切,语气平和,显然意在劝谏而非驳斥,更非‘攻击’。更准确地说,他是在点拨习近平。”当然他又对习近平表示担忧和失望,但还没有进行恶毒攻击。然而,恶毒攻击是早晚的事。胡德华只要还有几分清醒,也不会站在政治右派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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