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强:六四屠城后,朱镕基罪责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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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2日,朱鎔基的新書《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出版。朱镕基称「六四事件」後他曾拒絕軍隊進入上海:「上海亂的程度與北京不同,我們從未想過要動用軍隊……不要引起群眾恐慌。」

朱镕基不要军队进城的原因,确实是怕引起上海群众的恐慌,影响了上海GDP的增长,影响了上海作为产业龙头老大的地位。屠城后,朱镕基一边维稳,一边开始了杀无赦。
1989年6月5号早上,上海高校学生在京沪铁路光新路道口设立路障。6月6日晚上,161次火车在光新路道口时撞死了六人,受伤十几人,引发围聚约3万人。此刻,乔装的公安便衣登上列车,用打火机点燃车上的邮包和窗帘,纵火焚烧了8节列车。籍此借口,上海拉开了白色恐怖的帷幕。所谓的‘纵火者’不是判无期就是判死刑。在被枪毙的无辜者中,有一人是医院早有诊断的弱智者。整个审判过程,全程在电视上现场直播。先栽赃,后杀戮,抢夺舆论制高点,制造‘杀鸡儆猴’的效应。既震慑人心,又完成稳定,可谓一箭双雕一石二鸟。如果说,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为江老贼爬进紫禁城做了铺垫的话,这次的“光新路火车事件”,也为朱镕基进军中南海做了铺垫。
借着“光新路事件”,杀人杀红眼,栽赃栽成瘾的上海公检法,开始大肆逮捕异议人士,不断制造冤假错案。据民间人士统计,上海被捕入狱的64抗暴者超过一千人(64政治犯人数是上海当局最高的机密)。
我所知道的有:
杨浦区爱国二村的男子在6月5号杀了一条狗。他举着血淋淋的手对邻居说:“北京杀人了,北京杀人了,北京杀的不是狗而是人……”因这,他被先进的上海市杨浦区法院判了七年,不久他老母就悲伤离世;杨浦区技校老师在遇到学生设路障时出手相助,被判三年(《上海女囚》231页,他们是我大姐的邻居。)

虹口区一个刚满18岁的青年,只因为放了一只汽车轮胎的气被判二年;上海铜管厂的团委书记,因屠杀后成立工人声援团被判4年(《上海女囚》184页,他们和我一起被公判。)
王霞在光新路火车站时,因“衬衫的第二颗钮子没扣,领口敞口,情绪激动,挥舞手臂,声音高亢……”被判四年。另一个脸上有青胎的老年妇女,因回家替学生拿工具而判五年(《上海女囚》213页,她们和我一起关禁闭。)
戴正萍是个发育不良的弱女子,她只是在广场上发了几张传单,给学生买了几个面包而已。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她,却被以“煽动罪”判刑五年。(《上海女囚》280页,她和我在三小组。)
提篮桥监狱的一大队,是著名的严管队,里面有数不清道不尽的刑具,还有数不尽道不尽判十五年的,判无期的,判死缓的64政治犯。
最近,一张照片在网上流传–东德士兵偷偷撕开柏林墙铁丝网,帮助男孩和西德亲人相聚。此照片让无数个中国体制内的罪人汗颜。固然,体制内的人无法反抗体制,但每个人都有不配合体制的权利。‘枪口抬高一公分’,就是人和野兽的区别。
1992年2月,卫兵亨里奇因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的青年格夫洛伊而在法庭受审。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格夫洛伊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判决的解释是:你明知道唾弃暴政的逃亡者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同样,这个判决的也适合朱镕基—他明知道抗暴者无辜,依然动用公检法对抗暴者或判或杀。由于朱镕基“违反了一切正直人的正当良知与正义感”,因而他有罪。
朱镕基是个聪明人。在大屠杀24年后的今天,他想用‘书’来撇清他在64中的罪责和罪孽’。但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屠城后,朱镕基配合屠夫搞维稳,配合屠夫判一批杀一批的事实‘有口皆碑’。
朱镕基,这个被共产党整的奄奄一息的右派,从血泊中爬出来后,他不是和制度决裂,相反,却用韬光养晦迎合罪恶,用‘检讨书’做敲门砖;用沉默媾和于侩子手,用出卖原则换取仕途。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却借助制度继续施害他人。
朱镕基,与其说他是姚复监先生所说的‘政治傀儡’,不如说是他个助纣为虐者。这个不露声色的隐形罪人,这个审时度势的变色龙,将和他主子一起站在审判台上。所不同的只是50步和100步的区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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