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中共党专制逻辑的28个命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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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4:以“阶级专政”名义实施的党的独裁,势必导致并归结为党的领袖的个人独裁

“阶级专政”势必走向个人独裁,这既是权力的本性使然(在任何时代,追逐权力都是人的贪婪本性的政治表现),又是党专制自身建构规则的必然结果。俄国革命是如此,中国革命同样如此。

在革命党的成长过程中,领袖本来借助(乃至依托)组织而产生;强有力的领袖会使组织本身变得更为强有力。但领袖一旦获得“独尊”地位,作为独裁者的领袖就总是要试图超越组织。党的“民主议事规则”和“民主集中制”之类的“组织原则”将很难抑制这股力量的生长。一旦最高领袖的独裁局面形成,党组织将丧失作为组织对领袖的约束,而成为独裁者贯彻自身意志的工具。这个领袖与组织关系互换的辩证法,不但体现了一般意义上政党“寡头化”的政治逻辑,尤其凸显了执掌政权后的革命党党专制演变的政治逻辑。毛泽东本人成为中共领袖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发生的一切,深刻而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

可以这样概括党专制语境内特有的独裁者制约悖论:一方面,就党的领袖肩负的重大领导使命言,这个“党国安危系于一身”的人最应该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又恰恰是党专制本身,孕育出党的最高领导者最不受制约的体制性结局。

党专制造成的公共权力制衡的结构性缺席,使独裁力量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独裁者凭借自身所具有的强大使动力量,在“创造历史”方面甚至可以产生奇迹。只是在社会付出可怕的、有时是不可挽回的代价后,独裁者对社会的疯狂“使动”才会以反向受动的形式逐渐终止。事实上,我们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所看到的,正是此类情形。党专制条件下独裁者个人的认知局限(乃至性格局限)往往会放大为体制性癫狂,这种癫狂最终将给整个民族带来灾难。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5:“党指挥枪”意味着武装力量成为党专制的工具,成为最高独裁者的私产

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解中,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将不再有常备军,这样,既可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又可以防止冒险家借助合法武装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僭取。这样的理解有其深刻一面,也有其天真一面。列宁作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创建人,已经充分认识到武装力量对维持一个新生政权的重要性。用党的力量改造旧军队、通过政工人员实施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是列宁主义的重要遗产,是马克思未曾预料到的“阶级专政”的必然走向。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武力争雄的历史,靠“实力”而不是靠任何其他东西得天下的曲折经历,使中国共产党人有一切理由比苏俄更看重军队的作用和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控制。从逻辑上讲,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逻辑相结合,必然在助长一党专权的自然趋向的同时,凸显军队在政权建构中的关键性角色。军队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这既是一种意识形态表达,也凸显了中共党-军关系的内在逻辑要求。这种党-军关系的形成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构造中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

同时应该看到,在党专制语境内,武装力量成为独裁者的工具乃是“党-军”关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局。党的最高领袖握有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这是独裁者实施狂热的乌托邦社会发展战略、自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最终本钱,也是独裁者制服党内异端、平息党内冲突的最终本钱。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战胜林彪军人集团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在民主化成为时代潮流的改革年代,“党指挥枪”的专制主义原则会和宪政主义内含的“军队国家化”原则发生日益明显的冲突。当改革进程中的矛盾激化乃至发生危机,武装力量被用来镇压和平的示威者时(就像六四天安门惨案所表明的那样),武装力量作为党专制工具的本质就将暴露无遗。独裁者会像使用私产一样使用靠公共财政供养的军队,由制度现代化逻辑规定的武装力量的公共性质不得不臣服于由党专制逻辑规定的武装力量的御用性质。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1期   2013年8月9日—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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