荥经大劫难,我要控诉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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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2013年10月30日讯)1959年—1962年在我们乡间搞大跃进、公共食堂、“大兵团作战”,三年下来,我周围无数活生生的人,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50多年过去了,那些制造大饥荒的人至今也没有一个出来检讨、承担责任。甚至至今没有一个公开而明确的说法。好在现在大声说出来也不怕枪毙、劳改了。所以我今天要用一件件、一桩桩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事实来揭发这场惨无人道的灾难。
一、无祖可祭
59年冬的一个星期天早上,如每天一样,广播里反复唱着“他为人民谋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我心头饿得慌,来到王家院子找吃的。到了大哥家,见他两岁多骨瘦如柴的家钧,倒在火炉边,嘴里嚼得卡擦卡擦响,不知他在吃什么东西。幺伯母说,他在吃二火炭(煤渣)。横房头王怀钰二伯家大门敞开着,屋里静悄悄的。对门公共食堂早已断了火烟。二伯伯、二姆姆全身浮肿,睡在床上爬不起来。偏房堂屋的地下,躺着他已经断气的小儿子。他示意我帮把他儿子的尸体弄出去处理掉。虽然连我也都没什么力气了,但还是努力将尸体用草席裹了,连夹带拖往外搬。不知是害怕还是心慌,或者说没气力,一跨大门槛就绊倒了,裹着的尸体一下被抛甩在台阶下的石板上。我歇了一会儿气,继续抱着走了一里多路,来到去县城的河渡口,才将尸体投到河水中。
没过几天又听说:二伯伯、二姆姆两个老人也不在人世了。两年之后,在重庆读书工作的三哥回家乡,想去祭奠祭奠,但哪里去找他父母的坟墓?谁也不知道当时是怎样处理的。
所以,我三哥至今无祖可祭。
二、早逝的小伙伴
尹显章和我同住在长盛店大院,读初中时矮我一年级。他在家里食堂头吃饭,每天去离家六里多的荥经中学读书。一天放学后实在没有力气,走不动了,一头栽在回家的路上,永远没有爬起来。
王文步与显章同龄,他的父母59年冬先后离世,文步偷青吃青常常挨打,第二年精神失常,最后倒在公共食堂的灶门前,没有一个人理会他。那时他身上只披着一条破麻袋。当时广播里天天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他算是终于走进了天堂
三、人相食
下院子银匠铺头的王孝怀,不到四十岁,饿死后入葬于炮戽头。当晚深夜,本组李明登刨尸砍断他一肘大腿,拖着回家被人发现。他交待他不只一次食过人肉,可是最后他自己还是没有逃过这场劫难。2001年他儿子李国军远从东北回乡,找不到自家的房子,也找不到他父亲的坟墓。
这个管理区的长盛生产队,当时约有一百多号人,就这样“非正常死亡”就有五十多人,让人想起来至今心有余悸。
四、肉体精神双折磨
曾宪宾表哥是舅母的独生子,一九五七年毕业于荥经中学。十六岁的他刚走向社会,在“言者无罪”的整风运动中,说了些实话,于是大祸临头。听我的李师兄说,有一天晚上他和谭朝监医生被人几拳几脚打来跪在瓷片上,反复几次打倒在地上又提起来跪起继续斗争。血腥的浪潮一阵比一阵高,最后,他那六十多岁鞋尖脚小的奶奶和从未做过农活的母亲二人,一并放逐到黑羊坝农村。1960年正月,消息传来说,早被下放到泗坪供销社监督改造的表兄,不知哪天已离开了人世。
人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慢慢折磨,直到死。
五、父亲用剪刀绞断舌头,以死抗争
回到家里,母亲和妹妹躺在后屋的床上起不来。父亲已死了几天,头斜搭在床边上。剪刀绞断的舌头还有一股系系,大半截吊了出来,眼睛未瞑。我一个人用劲把牙齿撬开,将断舌按进口腔内。然后用手抹闭了他的双眼。穿理衣服时见身上有几处重伤,最大的是腋下腰上的那个大疤,让人不忍心多看。这些伤痕表明:他面临的是饿死、打死、逼死的各种手段啊!死对他来说,总算是一种解脱吧!。
拨乱反正后,法院送来一张平反通知书,其中这样写着:“因实话实说,被
错误地戴上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坏份子帽子”以予平反。
六、恐怖的肿病医院
我母亲享年四十四,比父亲大两岁。在父亲死后的一个多月,腊月下旬去逝。那天早上,遍地盖了薄薄一层霜。母亲被肿病医护人员抬到医院门前,撒有稻草的泥土地面上已断了气,我帮护着做人工呼吸了一会儿,抢救无效而亡。
现在的人无法想象那所谓的医院。其实就是农村一个一般的三合院,每大间屋都是连间铺,不分男女老幼,说不上什么设备。医护人员绝大多数是临时抽调出来的社员。主要是每天给病员发放红发丸而已。
这个医院随时有抬出来的临终病人和死者,大多数无家属来照看。过一会儿管理区的干部来帮入葬,各式各样的埋葬法,有的用篾绳一并拴着两支脚套在大肩上拖到河边的沙滩上,随便刨个坑葬了,也有拴头颈拖走的,有两个人软抬的。管理区食堂在靠天井的角角上,有几具尸体不知堆了几天后才拖走。
人啊,生得再惨也不要紧,千万不要死得这样惨!
七、哭父
一梦惊醒泪湿巾,父亲说真成罪人。
临终悲愤自绞舌,含冤离世目圆睁。
茫茫大地无公正,祸极饥荒鬼成群。
狠批猛斗缺人性,常闻撕心惨叫声。
耳濡目染太残忍,是非颠倒假乱真。
锥心回首多往事,真真实实史料存。
留给儿孙作警示,以防类事再发生。
和谐社会民安定,功罪千秋后人评。
 一九四八年父母把我们从县城搬回老家黑羊坝,为的就是保住高粱湾河对门的小堰头那三亩贫瘠的河滩田。三十多岁的他们,几年都总是种不好庄稼。耕田耖耙时,只听到脚下哗哗的石头声,泥脚只有足背深厚。禾苗常遭病虫害,靠的是打虫教,就是用一截竹片或豆杆,上面夹着一张盖有大红印章的寺庙的神符,插在秧田中央,说是害虫就死了。到头来还是病、成光桩桩。欠收还是欠收,只有边边角角收点粮食。毛狗洞的山坡地又高又远。周围都是荒地,土壤瘦骨骨,连草都长不好,收获前常被鸟兽等动物糟蹋。收成的玉米大多数都是些鸡脑壳。那时只有靠农家肥,到头来还所收无几。人们常说“养儿养母,做庄稼靠土”。有些人家泥土肥瘦不一样,其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我家的收成一般,只能是无灾害的30%到50%,最好时也没有超过70%到80%。
实在交不够粮食
一九五四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同时把农业户口和城镇居民户口截然分得一清二楚。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农业户口想转为城镇户口,比登天还难。两种人群明显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待遇。城镇户口享受着旱涝保收的政府定量口粮供应,而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粮税负担逐年加重。上边规定的公粮购粮任务卡得相当严,追交的也逼得非常紧。每年县上派出许多干部到农村基层,与当地的乡村干部一起,对各家的田地进行估测评定产量,从那年起评测的产量总是比实际收获高得多。一天,一个脸上长有天花留下疤痕的干部,来到我家,他姓巨,大家背后都叫他巨麻子。他跨进门槛站在搭脚石上,左手叉在腰间,凶巴巴瞪着眼睛,狠狠地说:“三天之内必须把通知上的公余粮交清,不得少半斤四两,只能超出。”第四天深夜,他又来,边吼边骂。我醒来吓得直哭,七岁的弟弟和三岁的小妹,在被窝里不敢出声,父(王怀英)母跪在地上跟他下话,巨威风得意的样子,哪里肯听,后来叫父亲和我把剩下的一点点粮食全部背到开善寺仓库,天就亮了。
第二天父亲被叫到村上,硬逼他把还未交够的交清,天哪!哪里去找粮来交?整到下半夜父亲才回来。全家大小一直哭到天亮。以后日子怎么过?开头每人还吃到一个不大的烂玉米馍馍,乌黑的没有粘连,拿在手中就垮。母亲对我们说吃得下去吗?父亲不说话,一声接一声的叹气。我的泪水湧出了眼眶,那天我就辍学了。
未经审判定的“罪”
那是冬天的一个晚上,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叫父亲到张底下张赵氏家去一趟,语言有点沉,说完立即就走了。父亲预感一定有事情要发生,母亲就叫我一同去。一进张赵氏家屋里,昏暗的油灯下是一张恐怖的脸,屋里就三个人,静得可怕,连呼吸都听得见。隔了一阵子,那人说话了,我吓得浑身直抖,什么也没听清,后来尿也流在裤子头。多一夜才和父亲回到家。除了小妹睡着了,其余的又哭到天明。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给父亲定罪,是说实话的罪,并戴上了坏份子的帽子。
此后,父亲经常给乡上、村上送通知,都是晚上才来喊去的。不管刮风下雨都必须按时送到。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远是四岩沟、虎岗村的各个组。近的是小古城、蒲家山等。下雨路滑,火把有时会被雨淋熄。我替父亲送过三次,一次是父亲发高烧爬不起床,另一次是他到后山背煤炭,扭伤了脚开不得步。还有一次是被斗争回来,睡了两三天,确实走不动。在劳动的过程中,脏活苦活难活就留给他。“三面红旗”下,大战钢铁时,有个晚上叫他送通知到花楸坪。那里是烈太乡最高最远的山上,回来都半夜过了。天上一直滴滴嗒嗒下着雨,说炼铁炉上没有燃料了,又强迫他去关王坪背黑炭(路过花楸坪,才走一半路),人受得了吗?
随时都会被人整的年代,斗争一天比一天加剧,整人的花样不断的翻新,世道为什么这样疯狂与恐怖?前程渺茫,让人感到没有一点希望,留给我们家的只有失望与绝望,被整的滋味和痛苦,只有受过整的人才知道,那些享受“与人斗,其乐无穷”刺激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五五年到五七年间,我常常在外,一回家便听到母亲说,你父亲快受不了了。一天他去唐包上砖瓦厂做工,同他常在一起干活的蒋松廷没有来,父亲便问:“今天老蒋怎么没有来?”当天晚上便遭到残酷斗争与毒打(说他盼望着蒋介石归来)。凡被冤枉的事,你不承认就狠狠地整;说是坦白从宽,若违心地认了,就是真凭实据,整得更凶,特别是“三面红旗万岁”时期,一回家就见到母亲哭。不断的难以承受的劳累和被斗,致使父亲身上的旧伤痛还没有好,又添新的伤疤。这使我不愿回家,星期天和上学外的早、中、晚课余时间,我一空就去帮人家担水做炭巴,或到东方公园木材公司捞木头。有时背百货到石滓乡,当天又背山货回城,或到煤厂用鸡公车推炭挣钱。我在学校欠了一笔伙食费,学校给我一张助学金申请表,叫我拿回公社盖公章,公社副书记王秉才接到表,恶狠狠瞪了我两眼,在表上写上“坏份子子女,决不解决”,还痛骂了我一顿。
一九五九年的秋冬时节,我好久没回过家,家在五八年强迫搬到新房子(地名,不是新居),原来的地方用作公共食堂。五九年下半年,因那里要办医院,又被撵到银匠铺最破的两空小屋。面积窄小,一共不到15平米,地面潮湿,光线黑暗,屋檐伸手就能摸到瓦片。一回家,看见已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父亲,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住地离管理区(也是食堂)的地方只隔一个田,约五六十米,有一天晚上听到父亲那撕心裂肺的叫声时,我们的心在流血,母亲的泪干了,精神也快崩溃了。后来听到一位同我年龄相当的表姑说,整你父亲是王秉才,他不但指使其他几个黑心的积极分子,还亲自动手。在长盛店的大天井中,放上一张方桌,方桌上面摆上一条晃动的长板凳,然后把父亲弄上去跪着,头上还顶一碗水。只要水一倒,就是一顿毒打,然后再重来。从那天后,我就再也没回去过。最后见到父亲时就是惨死的那一幕:
当年冬月的一天,一得知父亲死讯,我立即从学校赶回家(学校离家约七、八里)。家门小半开着。那间不足七平米的屋中放了一张简陋的床和一条桌子,基本上就没有多少空间。靠墙的火炉子,已经好久没有使用了(因不准谁家烧火生烟)。一个盛水的沙锅也是空的,家里凡能下肚食物,连豆粒大的东西也一点都找不到。父亲已经死去几天了,头搭在床边上。我走进隔一层壁头的另一间,母亲和小妹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叫了一声“妈”,我从来没有过的那种伤感,和着辛酸与泪水淹没了我(每当我想到此,特别是用笔写到这里的时候,伤心悲痛和泪水也同样一涌而来)。母亲轻轻挪动一下,我用耳朵贴近她的口边,听到她说:“你伯伯(父亲)好惨啊,他哭了一整天多,才用剪刀,去剪自己的舌头,剪了好几次都没有断,叫唤得好凶,最后叫不出来了,却过好久才死的。他受的罪,挨的打,我们几娘母都没有见到过。白天逼着去做活路,晚上就弄去斗。隔了这样远也听到他挨打叫唤的声音。最后一次是被两个人架着拖走的,天都快亮了才爬了回来,倒在门槛上,好不容易才把他扶上床。好多年他就没有吃过一点好东西了。”
走到父亲身边,他鼓着眼睛,头斜在一边,舌头大半截掉出嘴来,我随即反复向下抹闭他的双目。看到他那冤屈而痛心不甘之状,我流着泪喃喃地说:“伯伯,你解脱了,放心去吧!”然后用力撬开他的嘴巴,把只有一线线还未断的舌头塞进他的口中,摆正了他那已经轻得多的遗体。第二天请了王文壁大哥简单做了个盒匣子,王履玉公爹和王文炎、王文安、王文光哥等也来帮忙,送上山算是葬了。但是后来“农业学大寨”又把他的坟挖了。
我家的遭遇就有这么惨!
(作者为退休教师,当时是烈太公社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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