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预警社会思变时代的到来——北京恐惧“政权安全、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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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16/2013
 
作者: 牟传珩
民主变革决定人类社会的进步。如今的中国,虽然还在思安与思变两种思潮、两种势力的较量中拉锯、震痛,社会变革的反对者正在以社会中的“思安”势力为底托,蓄谋以“国安委”这种维稳升级体制向“思变”力量亮剑,但历史的法则向来没有背弃过变革者。它总是在思变者付出足够的耐力、勇气和血的代价的同时,策动了全社会的力量,更多地加入了改革者的阵营,最终是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动荡中,实现了社会变革的目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以”不走邪路”宣誓,否定了任何宪政改革的可能性。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9日专此发表《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文章。文章称,”要坚决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条底线……不能改的坚决守住。”由此以来,习近平的”中国梦”底牌已经揭晓。近些年来,中国社会恶性公共事件井喷爆发,”爆炸声音”与群体事件遍地开花。在”改革开放”35年后,政府拒绝任何政治变革形成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一一暴露出来,从而导致了社会的综合症、并发症爆发,令今日中华社会陷于无法解脱的焦虑、愤怒与反抗的震荡中。

中南海新设国安委忧患什么

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强调接受前苏共垮台教训。12月2日,一篇没有署名文章《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在人民日报网络论坛刊出,并由新华社发布消息,接着就在各大新闻网站、主流媒体微博转发,成为背景诡秘的中国互联网舆论事件。此文称,”中国一旦失去共产党的领导,将会天下大乱。中国要乱了,那就是13亿中国人的灾难”。文章认为互联网上”诋毁攻击共产党的文章””绝非一般人所为,而是西方反华势力有计划、有步骤对中国的’文攻武略'”。文章号召”拥护习近平主席”、”相信习近平主席”、”支持习近平主席”。

今年8月5日,被称为中共喉舌《环球时报》也曾刻意刊出妖魔化苏东波社会变革文章,恫吓民众称,中国一旦走向动荡,决不会像苏联那样相对”文明”地解体,中国”崩溃”将被战争和流血一路相伴。此文十分典型地泄露了多年来官方一直在利用民众一部分人”求稳怕变”的错位心理谋略,来刺激民间纷争,分化瓦解大众形成谋求社会变革,反抗官方压制的统一力量。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设立”党政不分”违宪体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恐惧”政权安全、社会动荡”。11月15日,新华社发表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会作的说明中谈到关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理由时说:”中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这就是新设立国安委的职能双向特定:对外维护主权安全,对内维护统治安全,即一党政权忧患的”双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三中会议公报中,是将国家安全委员会放在”创新社会治理”一节的,很明确中南海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忧患更着重于对内。对此,党喉舌《新华网》引用文章称,国安委对内的政治安全涵盖的范围包括”政权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宗教政策的确保和战略机遇期的维护等”。在中共的统治意识里,国家安全的实质,就是中共恐惧社会动荡的政权安全。为防止社会动荡,中共今年夏天还特别启动了打击”网络谣言”的专项整治运动,此后针对网络言论的管制力度日益加强,其中包括打压异见人士;逮捕网络大V;公布”网络诽谤刑事案量化入罪标准”,规定”网络谣言”被转发500次者可被判刑;召集网络名人召开会议要求他们”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等。

社会动荡的两种情势冲突

现实中国,社会一直存在”思安与思变”社会动荡的两种情势冲突。虽然,中国社会腐败、正义沦陷、民怨沸腾,一方面导致民众不断的自焚、爆炸、杀官等等绝望情;另一方面却又激励起民间一批批率先站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异见人士、维权勇士等,以自身现代公民的风范来昭示民间谋求社会变革愿望,如《08宪章》群体、公民力量、新公民运动群体、同城饭醉公民圈、广交友不结社,以及上访维权、群体事件乃至每个个体的自由表达等等。他们大都遭到了官方的强力打压,但却前仆后继,有效展示了民间社会渴望自由、主张民主、争取正义,要求社会宪政变革的愿望。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种社会秩序与公民意志产生普遍抵触时,最先觉悟的总是社会少数知识分子。通常他们意识到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已成为专制秩序的牺牲品。于是便产生了变革秩序,表达自由,实现平等的愿望。这种愿望由少数人扩展到多数人,是一个力量对比关系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最先觉悟的人,总是借助各种宣传与舆论,必要时还会以身启蒙,流血牺牲,以换取多数人的觉醒和勇气。而专制统治者总是在人们起而行使权利的时候,撕下了他们是人民权利代表的面具,从专制枪膛中射出的子弹,引爆了沉积在强权压制下的人民情绪火药箱。这时社会就必然动荡。动荡是社会力量对比关系变化的过程。当今北非”茉莉花革命”就验证了这个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少数人思变的愿望会逐步变成多数人的实践。由此可见,少数人的最先觉悟,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思变的倾向是历史发展的主导倾向,适之则存,逆之则亡,义无反顾。

社会动荡中的两种基本矛盾

在少数人的愿望转化为多数人实践的道路上,充满了两种基本矛盾:一种矛盾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一种激烈的对抗性的矛盾。统治者从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和政治私利出发,采取一切高压手段包括政治陷害和武力镇压来扼制人民的思变倾向,而被统治者则从夺回权利、实现平等自由的愿望出发,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直至流血牺牲。这种斗争便构成了历史上大规模的阶级暴力冲突。格罗特先生在其撰著的《希腊史》第二卷中指出,由于破坏宪章而成为终身统治者,即使统治的很好,人们也不会对其有”丝毫信任感”,因为”他的统治自始就是非法的”。

另一种矛盾是少数人最先觉悟,意味着社会秩序需要变革的思变倾向与其它来自民间落后习惯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落后的习惯势力来表现为苟且偷生、愚昧守旧,甘做奴才的思安倾向。如今还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加深了对毛时代的怀旧感,北京就曾发生了在抗议日本政府”购岛”的队伍中,一名老人对打出的崇毛标语提出异议,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毛左教授韩德强打了两个耳光。不幸的是,韩德强却还在中国网络世界,赢得不少愤青的声援,可见民间社会的自身撕裂状态。

此外,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瓦季姆*扎格拉金在评价苏联改革时这样认为:”在我们和人民之间有2000万官僚者竭尽全力地反对我们。”在这个队伍中,当然也包括那些只会抱怨、满腹牢骚的少数知识分子。用苏联最有名的剧作家之一亚历山大格尔费的话说:”有些人说他们没有发挥才能,因为他们没有自由。可一旦他们有了自由,才发现原来他们根本没有才能。于是他们就极力反对自由。”这些人往往只看眼前利益,患得患失,害怕牺牲,不思进取,对社会共同利益和涉及子孙后代的社会变革麻木不仁,无动于终。这些力量加在一起,形成反对改革的阻力。这正是旧势力借以苟延残喘的病榻。

“假象稳定”是风暴来临前的肥皂泡

一切以暴力镇压为伍的秩序,注定是要与动荡、混乱和一次比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抗相伴终生,统治者始终都是坐在火山口上的。历史上是这样,现实世界也是这样。斯大林主义用暴力在东欧所建立起
的秩序从1998年东柏林人民起义到1991年东欧彻底结束了一党专制为止,途径”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波兰”独立工会运动”捷克斯洛伐克”宪章运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乃至近两年来北非中东独裁国家相继倒台等等,人民何曾停止过斗争,非民主的秩序何曾得到过安定?

在中国大陆也是如此,1957年所谓”右派”向党进攻,66年”文化大革命”以及相继而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全国民刊运动””合肥科技大学学生运动”以及”6*4天安门惨案”至今。这一切都沥沥如昨……一切的陷害被掩藏在黑暗中,一切的对抗被掩藏在坦克的履带中,人民的沉默哑声呈现出的是一种”假象稳定”。如此这种藏污纳垢、人民不得已的”假象稳定”,只能是风暴来临前的肥皂泡。

“沉没哑声”,演化成”爆炸声音”

在中国贫富对立、官民对抗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出的药方竟是”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然而,当今中国众多被剥夺权利的公民,都因被一压再压而投诉无门,于是那些被强迫”沉没哑声”,只能演化成”爆炸声音”了。这声音如今竟成为天安门前的呐喊。就在北京大肆炒作三中全会的召开,并加强安保措施的前夕,北京天安门前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吉普车冲撞金水桥护栏,燃爆造成5死40伤事件;此事件不久,山西太原市迎泽大街的山西省委大院连续发生共3处8响”小型爆炸物连环爆炸”,造一死多伤事件;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新疆喀什巴楚11月16日更是爆发警民暴力冲突,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协警及9名袭击者,另有2名警察受伤,令中外舆论震惊。

矛盾与冲突本系社会发展常态,正是由于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存在,社会整合才得以完成,社会变迁才能得以实现。然而,眼下中国大陆如此恶性”爆炸声音”与群体事件遍地开花,局势难以控制,早已越出了社会常态冲突的范畴,显示出今日社会民众情绪躁动的明显特征。因此,观察当下中国剧烈的官民冲突,已经成为分析、预警新的社会思变时代到来必不可少的前提。当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晚清末期,各地频繁发生诸如兵变、民变、起义、请愿,特别是官民冲突事件不断等性质各自不同、表现形式迥异的社会冲突,说明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各种矛盾交织激发的大变革前夜。

民主变革决定人类社会的进步。如今的中国,虽然还在思安与思变两种思潮、两种势力的较量中拉锯、震痛,社会变革的反对者正在以社会中的”思安”势力为底托,蓄谋以”国安委”这种维稳升级体制向”思变”力量亮剑,但历史的法则向来没有背弃过变革者。它总是在思变者付出足够的耐力、勇气和血的代价的同时,策动了全社会的力量,更多地加入了改革者的阵营,最终是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动荡中,实现了社会变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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