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白宫谴责发生流血冲突

埃及临时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埃及当局宣布为期一个月的全国紧急状态 埃及安全部队清场抗议者,死伤者众。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全国紧急状态将持续一个月。 早些时候,埃及安全部队在开罗清除了前总统穆尔西支持者占据的两个场地,有报道称很多人被杀。 死亡者众多 埃及卫生部目前公布的官方死亡数字为149人,另外1403人受伤。 但是穆斯林兄弟会表示可能有2000人在清场行动中死亡。 埃及当局将从周三(8月14日)当地时间19点开始在全国11个省,包括开罗实施宵禁。 埃及过渡政府在一项声明中说,宣布紧急状态以及实施宵禁是由于“极端组织蓄意破坏,攻击公共和私人建筑并造成伤亡令国家的安全和秩序受到威胁”。 周三清晨,安全部队在装甲车的推动下深入埃及东区一个清真寺外围的抗议场地。 官员们说,另一个抗议场地纳达广场已经被清理完毕。 抗议场地内传出各种血腥情况的报道,有记者形容受伤的抗议者就在临时医院内接受治疗,而旁边躺着死者。 穆斯林兄弟会领导成员之一的穆罕默德·艾尔·贝尔塔基17岁的女儿也是死亡者之一。家属说,她背部和胸部中枪而死。 英国天空电视台证实,摄影师米克·丁恩也在清场冲突中死亡。 埃及内政部否认死亡是其安全部队向人群实弹射击造成的。 目前仍然无法统计在两个地方的清场行动中的死伤情况。各种渠道的死伤数字差别很大,尚无法获得独立渠道的证实。 白宫谴责埃及发生的流血冲突 埃及军警用武力驱逐被罢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 埃及安全部队对前总统穆尔西支持者在开罗的抗议营地进行清场并引发流血冲突。美国政府谴责在埃及发生的暴力,说暴力事件为埃及发展增添了困难。 周三的暴力事件中埃及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149人。许多死者是被罢黜的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 白宫发言人在奥巴马总统目前正在度假的马萨诸塞州表示,埃及的暴力违背了埃及过渡政府的承诺。他说埃及开罗发生的事件受到世界的关注,他呼吁埃及克制。 奥巴马政府一直避免对埃及总统穆尔西被驱下台作定论,一直不说推翻总统的行动是否为军事政变。 欧盟称有关清场的伤亡消息令人“非常担忧”。代表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声明说,暴力不会解决问题,并敦促埃及当局继续保持最大的克制。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形容埃及的清场好像是一场大屠杀。他还指责其他国家对此保持沉默,为埃及的暴力活动铺路。同时,埃尔多安呼吁联合国和阿拉伯联盟对此立即采取行动。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对埃及使用武力清场进行了谴责。 埃及的过渡昨天宣布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他命令军队对警察提供支持,恢复法律和秩序。 自从埃及前总统穆尔西被赶下台后,已经有250多人在与埃及保安部队的冲突中丧生。 埃及外交部长法赫米周一(12日)曾对BBC表示,静坐抗议不可能“永久进行下去”。他还说,埃及当局一直试图通过对话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谢里·伯曼:埃及应吸取马克思的教训

作者:谢里·伯曼 译者: 黄铮 张薇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曾经写道,历史总是在重复自己,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他想到的是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当时,反对王朝的民主起义分崩离析,一切以拿破仑党建立独裁统治而告终,与6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别无二致。  1848年,法国工人与自由党人携手进行民主反抗活动,推翻了王朝。不过,旧秩序刚一覆灭,反对派几乎立即就四分五裂,自由党人认为工人阶级的要求“激进”,并对此越来越警惕。于是保王党招安了心怀恐惧的自由党人,建立了新型专制统治。 在今天的埃及,正在上演同样的戏——自由派和威权派本色出演,而伊斯兰派则充当了当年的社会党人。又一次,缺乏经验和耐心的群众运动在夺权之后因不自量力而失败。又一次,自由派被他们曾经的伙伴的变革诉求吓倒,转而乞求旧政权的保护。与1848年一样,威权派也乐于重新掌权。 如果埃及军方将镇压继续下去,而自由派又继续予以支持,那么他们就会正中马克思当代后继者的下怀。“全世界伊斯兰派,联合起来!”他们可能会呼喊道,“你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且不幸的是,他们将是正确的。 埃及自由派曾与伊斯兰派携手推翻了威权政权,短短两年之后,自由派却恳求军方发动政变来终结该国的首次民主尝试,但这并不是什么意外。一国政治进程的前期,除了推翻旧制度的渴望,自由派和民主派往往没有其他共识。 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是个包含两阶段的过程。首先要推翻旧政权,然后再代之以一个可持续的民主政权。由于第一阶段相当激动人心,许多人认为,独裁者下台就完事了。但第二阶段才更加艰难。有许多例子显示,广泛的联盟团结在一起推翻了独裁者,却较少能够继续合作,并就新政权的面貌达成一致。反抗运动往往会偃旗息鼓,成为内斗和旧政权卷土重来的牺牲品。 1848年是“民众之春”的鼻祖,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首次登上政治舞台,而他们的诉求吓坏了自由派。中产阶级期望经济自由化;许多工人要求更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自由派青睐有限开放的政治体制,而工人团体希望能全盘民主化,并能掌握由此带来的权力。当情况变得清晰,即工人和社会党人可能会赢得胜利,自由党人却退却了,回到了保王党的怀抱之中,认为恢复威权体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今天的埃及上演的几乎是同样的剧情。多年的威权统治意味着,允许民众和平地表达异议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遭到了系统性压制。政府还有意加深社会分歧。因此,当民主到来的时候,长期休眠的不信任和敌意以极端的言辞、大规模抗议活动和暴力的形式喷薄而出。这些东西往往会吓坏自由派,因为他们青睐秩序和温和,厌恶极端的社会实验。1789年和1848年的欧洲是这样,今天的埃及自由派也是这样。 问题是,面对这种恐惧,自由派应该作何反应。在东欧和南欧国家于20世纪末期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极端主义和宗教不是主要的因素。因此,不同的集团能够就游戏规则达成一致。而且,这也不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第一次尝试民主制度,更何况还有欧盟(European Union)在旁出手相助。然而,在埃及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极端主义的威胁让自由派恐惧,由于历经多年威权统治,这些国家缺乏妥协文化,也没有一个奉行民主的强大邻国来引导他们。   1848年的惨败以温和派消亡为代价,强化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元素,在自由党人和工人之间划下一道经久不愈的恶毒创痕。当自由党人抛弃民主,温和的社会党人看上去就像是被耍弄的傻子,宣扬非民主策略的激进分子变得越来越壮大。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Engels)提醒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London Communist League),说他们已经预见到,一个代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德国政党“很快就会执掌政权,并且立即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赢得的政权来反对工人。你们已看到,这个预言是证实了。”他们继续警告说,“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声讨这个从胜利的头一个小时起就背叛工人的政党,工人应该拥有武装和严密的组织。”这可不是任何人希望今天的伊斯兰派吸取的教训。 自由党人在19世纪的欧洲犯下的错误是,他们把所有的社会党人都看成了极端分子。然而,虽然有部分社会党人是极端分子,其他人依然是反对暴力、信奉民主的。那些人后来成为了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希望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但不是对资本主义或民主制度构成致命威胁的改革。然而,在极长的一段时期内,欧洲的自由派都不愿意承认这种区别;他们反对全盘民主化、积极地镇压整个运动。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分子、暴力分子和非民主分子开始质疑,为什么工人们要加入一个不愿对他们可能获取的胜利予以认可的制度。当社会党人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政治力量,自由党人接受了和保皇党之间肮脏的交易,把左翼摒除在权力之外。结果就是,欧洲社会变得越来越分化,越来越矛盾重重。 今天,埃及的自由派正在重蹈覆辙。他们再一次把他们的对手视作狂热分子,认为这些人决意废除自由派珍视的一切。然而,就像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义者,也不是所有的伊斯兰派都想实施神权统治。现在存在乐意按游戏规则行事的温和伊斯兰派,他们应该受到鼓励。 伊斯兰派依然是埃及规模最庞大、组织最完善、最受支持的政治力量,重要的一点是,埃及军队和自由派盟友要让伊斯兰派明白,在该地区民主化的未来中,伊斯兰派拥有一席之地。如果所有的伊斯兰派都被妖魔化了,埃及社会的分歧会增大,温和的伊斯兰派会变得边缘化,而埃及的政治前景会陷入泥沼。 1848年过去一个世纪后,社会民主党人、自由党人、乃至温和的保王党最终联合起来,在西欧创建了稳健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本应建立得更早,并且经历更少的暴力冲击。中东的自由派必须从欧洲的动乱历史中吸取教训,而不是盲目地重蹈覆辙。  作者是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政治学教授,著有《至高无上的政治:社会民主与二十世纪欧洲的形成》(The Primacy of Politics: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一书。

长平:革命新发现

所有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无论作者本意如何,都必然映照现实。关于革命的正当性、革命的手段、革命的目的以及革命的后果,现实比历史更迫切地需要答案。 而这所有的问题,又都被中国共产党反复论证过。该党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当一个政府搞一党独裁、压制民主自由、剥夺民众权利和财产、导致民怨沸腾的时候,人民就有理由揭竿而起,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政权,建立一个新中国。“枪杆子里出政权”,暴力被赋予了天然正当性。革命者是个体英雄、民族救星和历史伟人。 历史又到革命关头了吗?在革命教科书中,这从来都不由统治者、中产阶级和附庸文人说了算,而是由底层那些被欺侮和被凌辱的人来决定,那些未得赔偿就被强制拆迁了房屋的人,那些蒙冤上访却被关押折磨的人,那些被工厂主剥削劳动苦闷到要跳楼自杀的人,那些仅仅写了反对政府的文章就被判刑入狱或被跟踪监视的人,那些因为腐败工程而可能丧命于桥梁铁轨的人,那些没有基本医疗保障而在重病中被赶出医院的人……前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那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革命的星火遍地闪烁。有上街「散步」抗议的,有围攻州县政府的,有阻断公共交通的,有炸毁政府机关的,有冲上街头砸车毁店的,还有持刀直奔警察局的……这些在历史教科书中被誉为「革命火种」的事件,在现实中被称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事件」、煽动颠覆政府或其他犯罪行为,遭到严厉的打击。正如「压迫」与「反抗」的辩证逻辑所示,政府的「维稳」经费逐年上升。   当执政党一边歌颂革命以论证自己统治的历史合理性,一边压制革命以维护一党独享的现实政权的时候,到底是执政党背信弃义呢,还是革命的逻辑本身有问题?   早在二十二年前,当一场从来没有称自己为「革命」、甚至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旗号的学生运动遭到血腥镇压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反思「革命」的问题。他们指出,通过暴力革命获得政权的组织,必然患上暴力依赖症,继续以暴力维护政权,产生新的暴君或专制统治,从而导致新的暴力革命发生。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暴力循环。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兴亡,都是百姓受苦。民主、自由和法治,除了作为幌子之外,从来没有生长的土壤。   很多学者花了大量的篇幅论证改良较之革命的好处,其实大可不必。除了少数天生嗜血者,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不流血的变革比流血的变革更好。尽管经过意识形态洗脑,暴力成为反复讴歌的光荣历史,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仍会恐惧暴力和战争。另外,遍及全球的和平主义思潮也会深刻地影响年轻一代中国人。   问题在于,改良怎样发生?启蒙如何生效?如果不改变一党专制,别的改革是否都是治标不治本,从而半途而废?如果是这样,那么执政党放弃一党专制的动力何在? 李泽厚先生在倡导「告别革命」之后,最近以慈禧太后为例,开出的药方是「只要给予充足时间,变化就会发生」,「只要保证她的利益,可以慢慢来」。   这无疑是「相信政府」的另一种说法。且不论政府是否可以相信,单说多久才是「充足时间」呢?六十年是吗,一百年呢?在这漫长的时间之内,几代人的个体命运,就应该心甘情愿地成为历史发展的代价吗?而且,就当代中国的情况而言,为什么前三十年会走向黑暗呢?如果黑暗之后统治者自当觉醒,那么如何避免再次陷入黑暗?如何避免「黑暗——觉醒——黑暗」的历史循环呢?   杨小凯先生曾经在反思和反对革命的时候,也开过一个药方,那就是等待国际环境,尤其是台湾和香港的压力。压力足够大的时候,变化就会发生。这也必将面临这样的质疑:前三十年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的压力不够大吗?如果说非要等到经济压力足够大,大到国家面临崩溃边缘,变化才会发生,那么如何解释当下的朝鲜政局?而且在这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中国模式」还被论证为优胜者,香港台湾也难挡赤化,这是否意味着民主自由永远也不会到来?   醉心于甘地式的非暴力反抗的朋友,也必须直面这样的现实:既然高呼「拥护中国共产党」口号的运动,都会被视为过分激烈,像甘地那样公然拒绝承认现政权、一再组织民众静坐示威、有组织地当众撕毁当局颁发的居民身份证等行为,恐怕早已经受到跟暴力反抗一样的惩罚了。   暴力反抗必然带有报复社会、伤及无辜的后果,实为悲剧中的悲剧。但是,谴责暴力反抗的人们也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像江西抚州炸毁政府机构的钱明奇那样的不幸者,他们的出路何在?在实施爆炸之前,钱明奇已经上访十年,而且通过写微博等方式公开自己的绝望处境,得到的社会反馈,无非是鼓励他只有实施暴力。   这时候,你总不能还轻描淡写地对他说,办法总是有的吧。非暴力主张者似乎会说,无论如何被欺凌,你都必须忍着;实在忍不下去,宁可自杀也不杀人。然而,唐福珍等人不就是选择了自焚抗议吗?那些强拆者因此而有过半点迟疑吗?再说,主张私有财产保护的人们也必须回答:当未经谈判达成协议,也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一群身份不明的人闯进家中拆你的房子,你是否有暴力反抗的权利?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告别革命」、「反对暴力」等口号不仅显得简单粗暴,对底层民众的处境毫无同情和理解,而且有压制民众抗争权利、维护当局统治秩序的嫌疑——与 李泽厚 先生一同倡导「告别革命」的 刘再复 先生在一篇访谈中,就强调说「这种告别,执政者本应当是欢迎的」,但我没读到,他有无关心底层民众是否欢迎。   值此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诸多学者和媒体都对革命进行新的审视。谈论革命再也绕不开「暴力循环」的门槛。于是学者们对革命进行了重新定义和阐释。 秦晖 教授认为,革命未必流血多,如辛亥革命;改良未必流血少,如戊戌变法(「六四」也许是最新的例子)。 张健 先生把革命分为权力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从而细化了革命的价值。 萧瀚 先生认为「当代中国就是革命的时代,革命已无法拒绝」,「不指望彻底非暴力,而是如何最大限度避免非正义的暴力」。这些对革命的重新发现,都具有丰厚而深刻的意义。   我问过不止一个熟悉政府内情的人,政府改革的动力到底何在?在这些人士中,相信「 明君德政」者,显然比普通民众要少得多。他们一般会回答说,出于长治久安的目的。一党之长治久安,本身就与民主政治背道而驰。如果有人期待从这个目的出发,改革到民主政体,那实在是痴人说梦。   但是,这些人通常会有一个迷惑人的说法,那就是开明专制,党内民主或者部分民主。就算你接受如此民主,那么到底什么情况会影响这样的长治久安呢?最后你会发现,并非西方发达国家把当局逼得脸红了,也不是人们幻想的统治者利益争斗达到一种平衡结构,更不是当权者的良心不安,而是「维稳的压力」。如果你继续追问维稳的压力到底是什么?显然并非学者的理性建设性批评,而是底层民众带有暴力倾向的群体性事件。   不是足够的时间,不是足够的外部压力,也不是足够的权力争斗,而是足够的权利主张,让政治变革产生可能。反对革命、痛恨暴力而又真切地希望社会进步的人们,应该研究的是,是否有可替代性方案,来置换或者分担带有暴力倾向的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压力。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告别陈旧的权力游戏,寻找新的力量。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主张者,都对古老的权力倾轧——改朝换代或者宫廷斗争——倾注了太多的热情。他们相信权力的变革来自权力本身,民众的命运来自国家的发展,个体的权利攀爬于历史的阶梯。   在最近的一个讨论会上,我提出远离权力争斗,拒绝宫廷秘闻,关注个体权利,支持新型抗争。有将改革希望寄托于政府进步的人士,当场对我的发言表示失望。我后来认真反思,认为除了言辞可以更加温和、表述可以更加清晰之外,我仍然会固执己见。几千年来,宫廷政治浪费了太多的政治和社会资源。今天还有人对中南海内幕津津乐道,我只会把他当作一个旧时的说书人。   从年初的「茉莉花革命」到最近的「占领……」运动,再到持续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和观念的更新,一场深刻的革命正在席卷全球。这场革命可能发轫于阿拉伯世界,可能燃烧于美国华尔街,但是全世界的权力玩弄者都将难以幸免。中国人将不是受影响受波及的对象,而是以新的方式,成为革命的主角之一。   原载《阳光时务》第4期 www.isunaffairs.com